少壮与老姜

日前，广西桂平市一名信访办退休主任因住房被强拆而踏入了上访的道路。他得到的仅有的“优待”是，工作人员给“老领导”倒茶，让他快点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他自言“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     

贵族精神

我对书籍的“收藏”是很纯粹意思的“收藏”——“收”就是从书架上“请”下来，爱惜地放入纸箱。“藏”则是对更爱惜的书的优待，用钉书器钉在大信封里，大信封再装进塑料袋里……     

读懂北京老年人优待政策

北京市在2008年颁布了《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办法》，共11条，但只针对北京户籍老人。2013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对常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外埠老年人给予同等优待。据此，本市同时制订了常住老年人享受优待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这意味着。今后在京常住的外地老人，也将享受与北京老人同样优待，包括免费乘车、逛公园等9项内容。     

重视人文主义的开放性

上世纪末,国内思想界曾有一次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今天回看那场论争,那是知识分子对于1990年代迅速兴起的商品大潮自发产生的一次抵抗。这背后原因多多,无法尽数,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无法如1980年代那样一呼云集,在公共舆论中难以享受特殊优待;另一方面则是商品经济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开始侵袭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让不少知识分子感到恐慌和不安。但是那之后的大陆思想界,“人文精神”一词基本消失在知识分子的视野里,而与此相关的“人文主义”等词汇也极少被提及。当年讨论“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今日大多遁入学院讨论文…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的实体法困境与应对

随着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给予涉案企业司法红利背后的实体法支撑不足的缺陷逐步凸显。我国单位犯罪存在单位意志认定不清晰、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入罪标准不统一及同罪不同罚的问题，导致现有单位犯罪体系无法对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起到正向激励效果；“放过企业”的同时亦“放过企业家”与刑事合规理念相悖，且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嫌；自首制度作为我国法定量刑情节，未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被合理运用。为解决上述困境，则需在实体法中探寻现有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正当依据。运用组织体责任模式切割单位意志和自然人意志后，有效的事前合规可视为企业的违法阻却事由，从主观层面对企业予以出罪；有效性不足的事前合规亦可视为企业不起诉或从宽处罚的量刑激励机制。事后合规可视为企业的预防激励机制，其中需关注企业是否具有自我披露行为、是否自愿提交合规计划并进行合规整改、是否自发修复法益，综合考量预防刑的裁量。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企业都可称之为“组织体”,对于我国众多小微民营企业而言，保护民营企业家即等同于保护民营企业，故在必要时，亦需对企业家予以量刑上的优待。     

对从优待警的认识

从优待警是1995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的,从优待警的范围很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比如:从严治警是从优待警,提高待遇是从优待警。从优待警提出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各个地方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政策,从优待警重点还是要落实到位。从优待警工作应该为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应该贯彻到队伍建设的各个方面。要争取党委政府对从优待警工作给予实质性支持,加强与财政、人事、组织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与支持,建立健全相关的保障体系。要改变"从严治警一本书,从优待警一句话"的状况,就必须首先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限制被告人上诉权的构想

司法实践中存在被告人认罪认罚获取量刑上的优待后,又提出上诉以获取更多量刑上的优待的现象,如何看待及应对这种现象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广泛讨论,主要观点有：全面保障被告人上诉权、全面限制被告人上诉权和部分限制被告人上诉权。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及刑事诉讼制度,部分限制被告人上诉权有利于实现保障被告人权益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平衡。因此,本文建议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上诉审查制度,重点审查被告人提出上诉的理由,对于被告人基于案件事实提出上诉,审判机关未采纳检察机关出具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且加重被告人刑罚的、诉讼程序违法的,应允许被告人上诉。     

吃事

“吃”字拆开，就是“口”和“乞”，这个字造得真是妙极了。我原以为“吃”是“契”的简化，查了《辞海》，才知“契”是“吃”的异体。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个“吃”字，馋的意思有了，饿的意思有了，下贱的意思也有了。想这造“吃”的人，必是个既穷又饿的，如果让林黛玉或是刘文彩造这个字，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外埠来京常住老人同享京籍老年人9项优待政策

7月起,外地来京常住的老年人,将享受与北京户籍老年人同等的9项社会优待,除高龄津贴和养老助残券两个福利项目外,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公交车等均对外埠老年人开放.     

万国监狱会议之少年决议——以近代中国少年司法启蒙为视角

万国监狱会议(1846-1950年)代表了同时期刑事领域的最高学术和实践权威。我国晚清和民国政府多次派员参加会议,无论是司法理念还是实践皆受到其影响。少年司法决议是历届万国监狱会议中的重要内容,既是近代中国少年司法启蒙的理论源泉,也是少年司法实践的重要推动力。万国监狱会议少年决议的分析对于我国少年司法启蒙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