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里的积极生活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遗憾的是,通常的这些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只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     

会做人

我活在一个“会做人”的社会里。从小父母就教导：“有些话是不能当人家的面说的。”所以我不敢指着邻居那个胖八婆，大叫：“丑死人。”渐渐地，这些不能当人家面说的话，变成讨好人家的话，对着同一个八婆，我说：“阿姨，你一定整天吃好东西。”出来做事，更常在老板面前说：“这都是你有眼光。”看到又讨厌又可恶的孩子，我说：“真聪明，长大了不得了。”     

官与官是冤家

坊间常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朴实点还有“一正压十副”之类的话，表的都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隐隐约约也道出了副职一般都要仰人鼻息的现状。然，低声下气必有求于人，这一法则用在官场则更加微妙。还有人说“人不求人一般高”，可是放到中国传统官场上却没有现实意义。     

无言以对(上)

法国思想家阿隆曾说,“历史是活人为着活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到意大利人克罗齐那里,就浓缩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格言,我们其实并没有历史,只有死者所记录的生活片断,以及生者对这些片断所进行的建构性缝合。因此生者很大的义务之一就在于记录,以待来者,而20多年来急剧变迁的中国,恰恰是最值得记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知识分子相比,我们更需要一些“知道分子”,     

巴黎墓地书

真正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没有时间去闹革命,他们的一生都在忙于修建图书馆或者公墓。许多东方人无法理解,在巴黎这样世界独一无二的大都会竟然会有拉雪茨神父、蒙巴那斯和蒙马特等大型公墓,让死人挤占活人的地盘,让“寸土寸金”的生意经变成不识时务的陈词滥调。然而,每当我路过那些墓园,想起那里依然屹立着甚至几百年前的坟墓、栖息着无数我对其生平或许一无所知的思想巨子与市井凡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有     

咸丰帝临终安排的“大漏洞”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渭“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     

皇宫里建妓院的明朝皇帝

按照孝宗的遗诏，在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明武宗举行大婚，迎娶皇后复氏，后来还娶了两位妃子，但他却对她们毫无兴趣。而且，明代宫禁管理严格，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管，还要专门记下来以备后来查对。武宗对这种束缚人的制度简直深恶痛绝，但他领教过朝臣的“功力”，知道要改变这种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把眼光瞄向了宫外。     

读《弟子规》说“擅为”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在遗诏中，刘备嘱咐后主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虽然过了近二千年，但这句话的哲理并没有消失。这区区十四个字，讲了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好事再小不可不为，坏事再小不可擅为。     

“礼”仪之邦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书上都这么说，老师也都这么教。 《礼记》中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是说人要以谦恭和敬畏的态度；去为人处世，与人打交道。若这样理解，“礼”，就是个好东西了。于国于民，于人于已，都是大有裨益的。     

“意外”不可避免论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先生，在讲《史记》秦始皇之死时，说过这样一段颇为隽永的话：“历史最怕意外，但历史又往往充满着意外。”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赢政先生，统一六国后，自称始皇帝，他要一世、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地永远传下去，可是出他“意外”的是，自他一命呜呼，去见上帝之后，他最信任的赵高、李斯，以及他的小儿子胡亥，一起谋划了一件让秦始皇生前永远料想不到的事，即篡改始皇帝的遗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