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嫖宿幼女罪的否定性评价

嫖宿幼女罪是我国97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个罪名,关于此罪的设定有很多疑问,从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否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保护的法益是否明确,行为人主观状态和犯罪客观要件的构成标准诸方面来分析,笔者认为此罪不应单独成罪,而应与强奸罪中的奸淫幼女行为归于一罪进行处罚。     

论“引诱幼女卖淫罪”之适用——以援助交际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涉及引诱幼女卖淫的案例较少,该类犯罪并没有引起我国司法部门的重视。但是,援助交际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也为法院对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量刑带来新的挑战。在分析援交与卖淫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对引诱幼女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相关罪名进行界定,并分别对"明知""、幼女的认知能力"和"引诱"做了剖析,有助于司法机关认清此罪与彼罪。在本罪的刑事裁量上,建议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相关的酌定量刑情节。     

法律与道德之间——以“上海首例婚内强奸案”为视角

当"上海首例婚内强奸案"判决尘埃落定时,由此引发的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界限争议曾掀起过讨论热潮,时间推移,案件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则重新回顾此案,涉足法律与道德中间地带的价值判断走向依然面临着最终责任归属的实际选择难题,究竟是接受道德的谴责抑或法律的制裁,模棱两可的说法仍值得人们仔细探讨。     

“婚内强奸“理性思考——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视角

本文通过白俊峰“婚内强奸案”这一典型的疑难案例的法律分析 ,认为该案不构成强奸罪。同时本文还以外国刑法学中关于期待可能性理论为视角 ,进一步剖析了该案不应认定为犯罪的理论依据。     

论刑法之根基——以人性、人道、人权“三人主义”为视角

刑罚最适度的害恶,即合理的惩罚力度往往基于人们对人性弱点与特点的取向。刑法对惩罚基因的确认,就是对人性恶的预设,惩罚进入运作则是对人性恶的现实评价。刑罚种类和幅度都被限制在社会认同的"人道"基础上。关于人性论的批判和人道主义精神的限制,引发了人们对人权问题的探讨。在刑法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对刑法理论根基的研究,有益于改变传统刑法"严刑峻法"的思维定势,树立现代刑法轻刑、宽缓、人道理念,也有助于贯彻"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基本国策。     

论物权的刑法保护

物权法即用于保障人们物权的法律,它作为私法,通过赔礼道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方式对于物权加以保护,这些私法上的救济措施显然无法对可能侵害物权的行为加以预防与禁止,因此,刑法对侵害物权的行为施以刑罚,作为保护物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刑法法益保护内容的新思考——以社会共同情感为视角

法益具有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机能。然而,随着法益内涵不断丰富,法益却有成为政策化工具的倾向,致使其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功能日益弱化。将情感作为刑法法益保护内容之一,既不会造成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大,也不会带来刑法价值判断的随意性。相反,情感对刑法法益的适当填充,一方面可以有效补救法益论日渐式微的立法批判机能,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发挥法益实质解释论的"出罪"机能,以最大化地将对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关注作为法的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     

“中立行为”何以构成“传播”——以“快播案”中的刑法解释适用问题为切入点

刑法用语作为承载信息的工具,具有滞后性、模糊性、开放性等缺点,信息时代的犯罪特点呈现出隐蔽性、智能性、技术性的趋势,如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给予新兴犯罪行为以合理的解释,是刑法解释面临的巨大挑战。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的选择关乎刑法解释立场,为解释指明了方向;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选择是解释限度的问题,制约着解释的范围。对于刑法条文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出于社会危害性之实质层面的考虑又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应坚持客观解释的态度,并用实质解释的手段使其入罪。     

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

我国现有的立法状态下,尽管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仍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我们在对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须以刑法和知识产权的属性为出发点,注意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适度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也只有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方能正确处理实践中的许多现实问题。     

论私营企业财产权利的刑法保护

目前,我国私营企业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特别是来自刑法方面保护的缺失,给私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也不符合宪法的原则规定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私营企业财产权利的刑法保护,将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赃物犯罪中的犯罪对象——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对赃物犯罪的修订力度较大,不仅扩张了赃物犯罪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的种类,而且加重了其法定刑的配置。但这次修订也并不尽如人意,赃物犯罪的对象是否仅限于有体物,不动产能否成为其犯罪对象,赃物是否仅限于经济价值之物,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赃物,赃物与相关财物的厘定等问题也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因而探讨并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司法三段论”的语境考量——以刑法为例

三段论适用于司法判决的难处在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与三段论大小前提的属性不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之间不具备三段论大小前提之间的确定关系。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超语境的,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语境化的,具有或然性,大前提是针对特定语境的,小前提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特定语境勾连了"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司法三段论"的中心并非在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上,而是在大小前提共同语境的判断上。     

案例教学法在公安院校刑法课程改革中的运用——以培养学生刑事执法能力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公安院校办学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公安工作需要为导向,加强对学员实战应用能力的训练已经成为公安院校办学的指导思想。特别是2008年公安部在《关于制定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培养方案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公安院校应当以培养和造就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公安人才为目标。因此,如何在教学中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实现培养目标,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认真思考解决的问题。     

“公开”的官员选拔何以“泄密”？

公开、公平、公正，是如今各类考试与招聘中讲得最多的原则。随着行政用人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公开选拔干部试点不断扩大，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一些欠妥个案也引发关注。     

略论立法语言的模糊与消除--以刑法为视角

立法语言作为一种具有规约性的语言分支,准确性是其首要特点.为了实现立法目的,立法者应当用准确的语言文字表述法律条文.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使用模糊语言却是在制定法律时不可回避的事实.探析立法语言模糊性的成因、利弊以及如何消除其给法律实施带来的不利之处很有必要.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     

论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演变及其发展——以网络虚拟财产为视角

网络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信息,它既不是“有体物”,也不是“无体物”,而是一种“财产性利益”,是现实世界中人类劳动和财富的异化。我国刑法侵犯财产罪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研究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对于我国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

近年来,＂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入罪出罪问题更是讨论较多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并未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具有补充性与最后性、宽容性和经济性,而＂人肉搜索＂入罪是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内在价值蕴涵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人肉搜索＂目前不宜入罪。     

改革进行时——以个税起征点调整为视角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的一个基本税种。个税起征点在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多次改革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和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我国应当更加重视个税起征点的宏观调控作用,继续发挥其在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早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文明和国家成长的定义。这一定义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时间早迟;二是与“早衰”相对应的过早成熟。后一层涵义在价值层面缺乏应当性和正当性。只有转换视角,从历史政治学的关系叠加的角度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的国家成长。中国的国家成长是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内生演化出来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行进,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为了代替旧的办法,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中国国家成长的三次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