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消费者后悔权时间上的适用——以“双十一”预售规则为例

随着网购交易越来越发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在与时俱进。从天猫"双十一"预售的规定入手,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分析后悔权作为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之一的具体内涵,并综合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后悔权的立法规定来分析我国在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后悔权的规定在时间上的适用问题。     

情感消费视角下的网络节日营销——以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为例

现在网购已经成为普遍的消费方式,网商也千方百计策划、打造各种网络节日(双十一最为突出)来配合他们的促销。网络节日营销利用网络宣传打头阵,视频广告的持续推进,传统媒体的配合宣传,成功营造了气氛热烈的节日氛围。网商通过前期预热、中期高潮、后期收尾将网络节日由情感消费最后也回归到了情感的告别,既消费了人们对网络节日情感的寄托,又让广大消费者期冀明年的节日。     

合同诈骗罪认定之多重变量因素探讨——以“合同”的界定为视角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诈骗罪,源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之争。因此,有必要深刻剖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本质,基于该本质特征,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范围、对象及效力,探讨影响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多重变量因素,为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正确适用奠定基础。     

论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渠道的一般条款——以“凶宅”案为例

民间规则是经验事实的规范表达,是地方性知识,彰显实质正义。一般条款仅规定内容十分宽泛的价值指引,内涵与外延均不明确,但却包含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两部分。尽管一般条款与法律的明确性要求相悖,但选择一般条款纯属人类的无奈之举。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作为建构理性的制定法的滞后性与不周延性,而且,法律的普遍性从来就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为了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达致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平衡,法律不得不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注入社会经验,从而变更和充实制定法的内容。因此,一般条款自然成为立法者的技术性选择。作为经验事实的民事规则能够让一般条款宽泛的价值具体化,使一般条款与案件事实对接起来。也正是在具体化过程中,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     

格式条款的判断与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确定货物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范围路径探析

一、案情介绍 2003年1月21日，原告委托被告将17台“松下爱妻号”洗衣机运往广东省兴宁市，约定每台运费为12元。当天，被告签出一份货物托运凭证，该凭证的右下方有被告事先印好的货物托运合同，该合同第2条、第3条分别载明：“托运人必须委托承运人保险，如发生丢失和损坏，按保险条例赔偿……”，     

混合合同之研究——以青年旅社“劳动换住宿”合同为例

混合合同形态比较复杂,单一的法律适用方法或原则无法解决混合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混合合同中,青年旅社劳动换住宿合同具有一定代表性,适用的空间也更为广泛。本文通过对混合合同理论的研究,分析劳动换住宿合同的法律性质及法律适用。     

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问题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具有本质的区别。刑法上的占有不同于占用,与毁坏则有一定的交叉关系。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结合及综合评判的评价方法,并结合主体资格、履行能力、担保能力、履行情况、处置财物的方式、违约后的行为、高风险经营行为有无实际保障等具体评价标准,结合案情具体分析,不能仅仅凭借某一或某几种情形轻率地得出结论。     

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之构建——立足于消费者为中心的金融合同设计

金融机构说明义务的缺失和由此引起的金融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同时直接放大了金融风险,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安全。由此,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为中心来构建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体系就显得十分迫切。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构建金融机构强制说明义务规制和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试析债权的相对性——以“软条款”为视角

债的相对性原则是债法的基本原则,于现代社会对相对性原则的解读应由硬条款向软条款视角转变。以此视角观之,各种突破相对性的制度便不再那么另类,而能融入民法体系。更重要的是这是现代民法公平正义的需求,既合理也是必要的。     

关于精装房交付标准的探讨——以王某诉某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为例

目前,关于精装房的交付标准并没有法律规范作出具体的要求。然而精装房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于装修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比如空气质量等。但是如果业主与开发商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没有作出关于交付标准的特别约定,业主并不能以交付房屋的空气质量不符合相关文件规定为由主张开发商违约。类似纠纷在司法实务中日趋常见,相关装饰装修验收标准法律位阶较低且不具统一性,很难成为业主抗辩开发商的有力依据。所以,根据精装房的特点,修改并完善目前的住宅交付使用标准是保护业主权益,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合同错误规则的设置——以经济分析为视角

从经济分析角度来看，法律应该让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的一方承担错误的风险。据此错误的风险原则上由错误方承担，法律例外予以救济的情况应包括因相对方的原因产生的错误、相对人对错误方的错误有信息提供义务以及共同错误，此时错误应满足重大性要求，对法律错误也应予以救济。在法律效果设置方面，撤销权的行使不应要求必须提起诉讼，可变更制度除了具有功利价值外，也不会对意思自治原则构成冲击。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评析——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例

美国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中都纳入了不同程度的劳工条款,包括劳工权利、合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多方面内容,其对现今世界范围内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除了发达国家以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不可避免的开始面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的劳工问题。因此,借鉴美国经验,积极应对并妥善处理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问题,对于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公司章程“对外”效力何以可能?——以公司章程担保条款为例

公司章程可对公司外部人设定义务,这一理解表面上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相悖,实际上,诸如在公司担保领域,交易第三人负担形式审查公司章程义务的观点已为司法实践逐渐接受和固化。然而,仅从《公司法》第16条的文义难以得出法律明示交易第三人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因此,这一裁判观点亟待解释论支持。在公司章程特定条款"对外"效力问题上,不宜仅虑及公司法原理而忽略其与商事登记法规则的联系。运用商事登记的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理论,可以实现"公司章程登记"与"交易第三人负担审查义务"相衔接,且为审查义务标准提供度量依据。这一理论也可沿用至解释和识别其他公司章程特定条款的"对外"效力。     

“超医保不赔”条款的认定——以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视角

超医保不赔条款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其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尺度不一。本文从该条款的法律属性探究着手,论证了其免责条款的法律性质,提出了该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并从条款效力的不同认定结果阐述了司法裁量的原则和尺度。     

保险格式条款“通常理解”之解释——以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为中心

对保险格式条款，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通常理解”是格式条款“使用的对象群”——理性被保险人——法官的理解。对保险格式条款寻求“通常理解”的原因在于格式条款是处于合同与规范之间的“准法规”。寻求“通常理解”的方法不应当被限制，由个案法官予以斟酌。鉴于我国立法规定过于原则以及由此导致的学理、司法争议，应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的“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以正确地适用法律。     

论我国刑法中的“以营利为目的”及其司法认定

我国刑法中的以营利为目的中的营利指的是谋求非法利润,它与法条中的以牟利为目的并无区别。以营利为目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利己目的与利他目的、直接营利目的与间接营利目的、确定营利目的与非确定营利目的这三类。研究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在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营利目的可以采用司法推定的方法。     

论免费互联网用户的消费者身份认定——以双边市场理论为视角

任何一个消费者个体或群体都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与经营者的互动所形成的,消费者身份的判定必须辅之以这一互动过程的佐证.这一“互动过程”可以笼统地被总结为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生活消费关系”.因此,欲将免费互联网用户认定为消费者身份,必须证明其与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生活消费关系的存在.而双边市场理论为我们刺透企业“免费”的虚假外表,探知企业真正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工具,功莫大焉.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免费互联网用户认定为消费者身份.     

视频分享网站能否安全驶入“避风港”——“避风港”条款在其责任认定中的适用

在诉讼中视频分享网站往往寻求＂避风港＂条款的庇护。但在最近审结的案件中,视频分享网站大多败诉,表明在实践中法院适用该条款的尺度比较严苛,倾向于让服务商在保护版权人权利上承担过重的责任。如何正确适用＂避风港＂条款成为视频分享网站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法律拟制探讨——以商标近似性认定中的应用为例

传统法律拟制理论在既存文本的前提下,为适应社会的发展,以构成要件类似性为连接点创设了诸多法律概念,拓宽了法律的适用范围,但其未能涵盖另一层面的法律拟制,阻碍了法律拟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有必要在传统法律拟制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结合近、现代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法律拟制问题进行探讨,通过界定宏观意义上的法律拟制梳理和完善法律拟制理论,并以其在商标近似性认定中的应用为例进一步明晰法律拟制的实务操作问题,完善了法律拟制的现实化之维,使得宏观意义上的法律拟制具有了更广泛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