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威慑的理论重构与实证检验

“刑罚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力”这一论断被广泛认可，但是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关于刑罚威慑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既有的研究常常聚焦于理性人假说的循环论证，并将刑罚威慑等同于利用刑罚严厉性进行威慑，忽视对刑罚威慑实际效果的实证检验。在理论构造上，刑罚威慑由于依托于潜在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因而具有复杂的因果路径，其可以通过严厉性、确定性以及及时性三个维度对犯罪发挥遏制作用。运用“动态因果模型”对我国36年来犯罪与刑罚的互动关系所展开的实证研究显示，刑罚的各个维度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均没有威慑效力。对一些非暴力的财产犯罪，刑罚确定性则具有稳定而显著的威慑效力。在刑罚严厉性的维度中，仅有提高收监率可以低程度地增加威慑效力，而提高重刑率不但不能起到遏制效果，反而会对许多类型的犯罪起到促进作用。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论国家工作人员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侦查对策

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是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的官员腐败,是影响最恶劣、危害最严重的腐败。近年来,随着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膨胀壮大及其犯罪的日益猖獗,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更加滋生蔓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廉洁形象。所以要加强侦查对策的研究,以遏制其势头。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的滞后现象和它在遏制腐败、倡导廉洁方面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侦查对策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文化软实力视野下反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除了给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之外,还会对社会文化造成蔓延性侵蚀,危及国家的深层次的社会安全。腐败现象的蔓延及向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令许多人感到困惑:在我国越来越重视打击腐败的现实状况下,腐败何以依然如此猖獗?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真正有效的预防和打击腐败?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待腐败并寻求治理的路径,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从而为深入反腐提供新的参考。     

腐败亚文化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腐败亚文化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通过腐败亚文化问题的研究,可以丰富腐败亚文化理论,有利于中国特色反腐理论的发展。完善法律制度,用法治约束人情、规范权力,借鉴国外优秀的反腐措施加强权力监督乃消除腐败亚文化的主要对策。     

论刑罚对毒品犯罪的威慑效应

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之一,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威慑罪犯不再犯罪和警示他人不去犯罪是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目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愈加严峻,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通过不断完善刑罚来提高对毒品犯罪的威慑作用。在研究了刑罚威慑的特点、产生的条件以及削弱刑罚对毒品犯罪威慑效应的因素后,探讨通过不断完善刑罚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对毒品犯罪的威慑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思考

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使腐败本身具有犯罪性质,腐败犯罪主体高位化的趋势比较严重,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惩治腐败犯罪之立法,加大刑罚适用的力度与幅度,完善惩治法人腐败犯罪的刑罚制度,加强监督立法,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关于“反腐用重典”的理性思考——从刑罚威慑理论谈起

本文基于刑罚威慑理论,分析了刑罚在我国反腐败斗争中未能充分发挥威慑效果的原因,提出了运用刑罚手段防治腐败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反腐败措施.发挥刑罚威慑作用的根本在于保证刑罚的确定性,以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及其防控机制研究——基于75个犯罪案例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呈现多发态势。如何有效防控此类犯罪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运用频率统计、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从公开媒体收集到的2001~2014年的75例相关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总结该类犯罪的特征,并对其制约因素和刑罚威慑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犯罪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制约其犯罪的重要原因,而刑罚对其犯罪的威慑效应较小。因此,对此类犯罪应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做到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并重。     

试论我国刑罚的目的

我国刑罚的目的 ,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是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历史使命出发 ,最终是为了消灭犯罪。刑罚的惩罚、感化和改造目的 ,是预防犯罪分子本人再次犯罪。除此以外 ,刑罚对社会上不稳定分子还具有威慑、教育的目的。同时 ,刑罚的适用对自觉守法的社会成员起着法制教育的作用。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基层“微腐败”的危害及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高压态势不松、力度不减,"不敢腐"的威慑作用逐渐显现,有效遏制了腐败行为的发生。但是,一些基层干部"不想腐"的思想自觉尚未完全形成,"微腐败"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也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直面"微腐败"的特点及危害,分析其形成原因,研究对策进行有效治理,形成基层反腐的强大合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铲除"微腐败"滋生的土壤,不断增强群众对正风反腐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现代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刑法谦抑理论适用探究

刑法发展呈现出犯罪化、重刑化、处罚前置化等特征,社会治理效果却不明显。现代社会治理视野下,采用刑法谦抑理论具有增强公众认同、平衡刑罚权与公民权利以及恢复和稳定社会关系等优势,是极为有效的治理理念。刑法谦抑要求寻求妥当的最小处罚范围,提倡用宽和但必然的刑罚阻止人们犯罪以及再犯罪的心理,要求以减少法律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为目的对刑法进行限缩解释。同时也应划定底线,严防权力滥用,重视长远效果。     

新形势下反腐败的法律思考

当前,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反腐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然而,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惩治腐败工作还有一定的距离。如何真正遏制并根治腐败?本文试图立足我国社会现实,提出新形势下制度反腐的机制。     

反腐制度与制度反腐

制度反腐是人们在长期的反腐实践和反腐学术研究中得出的总结性认识。但是,通过制定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打击腐败和通过国家法制体系建设来控制腐败是有区别的。在现有的反腐理论研究中,这个问题不是被忽略了,就是被混淆了。为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区分“制度反腐”和“反腐制度”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略论刑罚的效益原则

刑罚作为一种抑制犯罪的手段 ,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收益 ,但这种社会收益的取得需要相当的社会成本支出。刑罚的效益就是指刑罚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确立刑罚的效益原则就是要以最佳的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这对于摒弃重刑主义和泛刑罚化观念 ,重视刑罚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我国刑罚的效益 ,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确立合理的刑罚限度 ,刑罚强度以及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制度等。     

少年犯罪适用非监禁刑的合理性探究

当前,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已经成为国际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少年犯罪适用非监禁刑也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实践证明,非监禁刑在教育和挽救违法少年、保护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在少年司法理念上还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少年犯罪非监禁化的实现程度还不尽如人意。少年犯罪非监禁化应当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廉政建设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防治腐败的基本法律缺失,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存在法律漏洞,廉政制度建设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廉政机构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社会监督被弱化,廉洁文化建设严重滞后.要遏制腐败高发势头,使廉政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的廉政法规体系,通过法的完备和实施,大幅提升腐败成本.创造条件,让监督更加有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突出公民在监督体系中的主体作用,重视网络反腐的重要作用.设立独立权威的专门廉政机构,营造“廉荣贪耻,一心向廉”的社会文化氛围.     

制度反腐：转型期腐败治理新效能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这是从根本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选择。构建制度反腐体系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政府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