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区域公共治理的缘起——以欧盟为个案

当前人类社会业已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且交相辉映的时代,区域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当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体制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治理的区域化或者说区域治理已经在若干地区成为现实.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性共同体,它的发展业已构成了当今区域公共治理的一个典范,探讨欧盟区域公共治理如何实现,可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二十世纪90年代,多层治理理论提出了一种解释欧洲一体化的新视角。它试图超越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争论,而把理论的关注点放在欧盟政治实体的具体运转上,认为欧盟既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准联邦国家而是国家、超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共享权力的多层治理体制。与传统的理论视角相比,多层治理理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欧盟政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以及欧盟政治的具体运转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理论,它仍存在一些缺陷,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区域转向中的中国角色及其战略选择

在世界秩序转型背景下,回归区域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新发展态势。这一转向形成了更具伸缩性的区域高等教育治理结构,能够在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寻求兼容。究其缘由,高等教育问题边界模糊、全球治理机制失灵、区域治理优势凸显与国家主义回归决定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必然转向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如若将中国嵌入以区域为单位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框架,则能够更加清晰地识别处于全球与区域之间的中国角色。面对这场全球范围内的转型,中国应把握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限度与幅度,实现中国经验与全球治理兼容、增强协调周边的区域治理能力以及推进区域间主义治理合作,从而系统构建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的战略选项。     

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构建——基于区域公共管理与欧盟经验

欧盟为打破国界阻隔、实现跨界区域协作治理,将中央政府、各民族国家间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纳入区域治理的主体,这恰恰说明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从政治学角度看,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源于政治学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即是"国家的公民"还是"公民的国家"这个问题之争。"国家的公民"意味着公民必须存在于国家之中,公民是国家的公民。而"公民的国家"则与社会契约的思想一道,表明国家对公民的强制已经被大革命所废除,人民重新掌握了国家。在现代国家中,这个问题往往表现为整体主义与地方主义之争,秩序与自由之争。     

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

区域政府间合作治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了当今公共管理实践中最受瞩目的趋势。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就是合作治理，该理论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分析，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区域发展实践提供合理的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城市群府际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府际竞争与合作直接关系到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当前城市群政府存在过度竞争与合作不足的问题，通过从行政区体制、地方利益、考核机制等方面探析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城市群府际治理模式，并从价值理念、法律法规、组织机制、社会资本和协调体系等方面来构建城市群建设的府际治理模式。为实现城市群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与互利合作，走向府际和谐，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进路。     

国外政府区域协调发展的广东思考

当前,广东发展中面临的粤东西北发展不平衡,恰恰需要通过府际协调区域发展解决。因此,新时代,应立足国情、省情基础上,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强化专项立法、跨域治理、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积极拓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主义视角下中国与欧盟未来的关系展望

欧盟是区域主义实践的杰出典范,而新区域主义正在东亚地区方兴未艾。中国作为东亚的地区性大国,正日渐成为对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行为主体。在开放式区域经济合作的大环境下,中国与欧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有了更多发展空间,二者在两个大区域框架中的交往互动也一定会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结果。     

从地区竞争到区域协作——区域治理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区域治理理论从国际政治、区域经济和行政管理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双重趋势下,区域治理的实践也迅速发展,表现各异。在国外跨行政区域治理层面有日本的广域行政、英国跨域治理改革、美国的特别区制度;在治理框架层面有OECD的"功能区域"治理和欧盟治理框架。中国的区域治理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加强府际协调,形成府际合作。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之争下的区域政府理论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的不同前提和政治历史的双重叙事催生了区域与政府发展的理论发展,并从治理空间、公民自由与国家正义的多重视角确认了区域政府理论。在区域政府初步发展阶段,这种治理变革不仅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局部模式,也表现为区域治理的合作形态。     

长三角都市圈区域治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治理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区域治理主张区域内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协力。而从长三角区域整合进程来看,地方政府扮演主要角色,是一种不能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中诸多公共问题的缺乏治理的模式,要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竞争力,应该适时从区域管理转变为区域治理。     

浅层与深层:政府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双层博弈

在区域一体化的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基于实现本地方利益的需要,会采取组团或个体的方式展开博弈。从结构上看,博弈的目的是从浅层的角色博弈,到深层的利益博弈,每一层次的博弈都有所侧重,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各地方政府之间无休止的博弈对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无益的,要引导各地方间进行利益竞合,实现博弈关系的低级治理,再在此基础上达到利益超越,实现博弈关系的高级治理。     

欧洲联盟权力演变的新制度主义解释

欧洲联盟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制度典范”,众多超国家和政府间制度构筑了欧洲联盟内的制度框架.新制度主义以其强大的学科背景和众多流派在解释欧盟内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扩展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然而,新制度主义分析制度在欧盟中的作用时,存在其自身的局限,需要综合内部不同的流派来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建构.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模式初探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的模式问题是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的重要课题。硬法治理是美国州际合作的制度基础,软法治理是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次优选择,混合治理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保证。区域一体化没有统一的法律治理模式。各地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应该在合法、平等互利、公开参与的基础上,从区域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选择适合本区域区情的法律治理模式。     

从地方行政到区域行政

随着社会转型、全球化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应建立跨越行政区划之上的区域行政,形成高效、协调、民主、开放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推进中国区域的协调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良性进步。     

从英国“脱欧”审视区域经济一体化

英国自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于1973年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以来,"疑欧主义"在英国长期流行。由于欧盟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英国因为移民问题与欧盟矛盾不断。英国"脱欧"震惊世界,必须重新审视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在参与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应该从英欧一体化进程吸取经验,尽量组建自由贸易区,避免参加共同市场和货币同盟。     

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建构主义转向

欧洲一体化是当今世界最高程度的地区一体化,其理论发展经历了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多层治理理论到今天的建构主义的解释。欧洲一体化已经从经济领域发展到了政治领域,要想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依靠建立一种欧洲认同,而欧洲认同的建立传统理论很难做出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构主义应运而生,为解释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工具。     

陕西区域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陕西区域发展应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出发,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原则。陕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须还应从创新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改善政府支出结构与方式、建立区域产业体系、提高农村发展内生能力、强化区域间统筹合作、改革财税体制、扩大县域自主权、创新城镇化路径以及增加公众参与调整政府发展偏好等方面着手。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资源的配置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法制协调模式的选择——论区域行政立法模式及其构建

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长三角区域呈现经济一体化趋势,如何协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内各行政区划利益冲突和各自为政的矛盾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借鉴欧盟一体化的经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必须用法制手段来协调各种矛盾,而在法制协调手段中,区域行政立法形式是最佳选择.要通过完善立法法和相关法律的方式,明确区域行政立法的合法性,明确区域行政立法的主体、可协作的权限和范围,规定行政立法具体程序,解决其法律渊源和位阶问题,理顺立法审查监督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