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邻里党建“四联工作法”

武市汉阳区江堤街老关社区华发未来荟小区党支部以打造“邻里党建”品牌为着力点,通过“四联工作法”,发挥邻里作用,强化小区党建,有效引领小区各类组织、党员干部、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小区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提高了群众自治水平,推动了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关于“社区共治”堤口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2010年以来。天桥区堤口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国家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总体要求,针对辖区内民生问题突出,社区服务水平不高等特点,以开放的心态和高度的责任感,把社区共治理念引入社区建设,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创建了“社区共治”的堤口模式,取得显著成效,为建设“和谐文明、科学发展、宜居宜业”的新堤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成功实践为经济欠发达、开放性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     

镇管社区模式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难点及对策

大城市城郊的镇管社区模式成为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最佳试验场和考察其发展动向的调研基地。无论从城市现实发展需求出发,还是从治理政策调整的角度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都有其必要性。但在共治与自治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晰、常态机制难以确立、运作能力不足和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等难题。这亟待完善以需求和功能为导向的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稳定机制,包括治理机制调整、财力与人力的充实,构建政社互动和社社合作的管理与服务有效机制。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对于“共享社区”的构建、社会文化的创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需要从深化社区文化内涵、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和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入手,以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为中介,使之成为积极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而助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典型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基于自觉的基础上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为而治”彰显高效 “无为而管”考量智慧——香港基层治理体制及社区建设启示

香港居民自治和基层治理体制及社区建设模式很有特色。概括起来,“有为而治”体现在政府制定芾1J度与规章,维护法律与社会秩序,对整个城市和社会实行宏观层面的治理;而“无为而管”则充分表现在发扬民主自治、人本管理和权责明确。“有为而治”彰显香港政府管理的高效,“无为而管”更多考量的是政府的胸襟与智慧。学习香港政府这种“有为”与“无为”灵活熟练的管理之道,学会该管的到位,绝不推卸,事无巨细,不该管的或管不好的放手,绝不掺和,彻彻底底,这对于当前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很有帮助。     

社区党组织凝聚力提升路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扬基层民主自治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成都市在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建设治理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对照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当前成都市部分社区在党组织凝聚力建设中还存在凝聚人难、凝聚组织难、凝聚资源难的“三难”问题。进一步提升成都市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关键在于突出党的领导、注重党员管理、党建带领群建、整合培育优势资源,从而发挥整个社区团结一心、共同创建美好家园的合力,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打造“帮你”工作室惠民载体

近年来，宜昌市西陵区针对社区存在的服务对象多，服务主体少；居民需求多，社区能量少；服务平台多，功能整合少；社区主导多，群众参与少的“四多四少”问题，大力建设社区党员“帮你”工作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9月，全区40个党员“帮你”工作室共为民解困5750多件，98％的受理事项办结，赢得了居民群众的普遍赞誉和广泛拥护。     

共同缔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基于广东省F市G街道创建“熟人社区”的分析

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形式的社区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和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居民们的功能需求。F市G街道“熟人社区”的创建是共同缔造治理模式创新的有益探索,为促进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建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时,需要通过高位推动,抓住契机,创造治理创新契机;寻找适合的治理单元,迈向多元性自治;建立自洽的治理规则,实行规则—程序型自治;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格局;推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善用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方式走向共同缔造。共谋、共建、共治、共评、共享的共同缔造活动能够凝聚善治力量,推进我国城市社区从“爸爸式的治理”风格向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治理风格转变。     

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模式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四川省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遭受毒品的侵袭,凉山成了毒品重灾区,毒品问题影响凉山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2018~2020凉山州实施禁毒攻坚行动,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方面,结合凉山具体情况出台系列文件,禁毒各级部门形成联动,积极整体推进“1+15+N”的专门社区戒毒康复场所项目建设,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引入信息化管理手段,落实“五长”负责制,大力推行“支部+协会+家族”“十户联保”“禁毒+网格”等工作模式,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模式。凉山州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模式实现了工作成效、工作格局、工作模式的持续提升和完善,为其他地方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善治视野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路径探索——基于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的实证分析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居民自治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社区多元共治框架体系中,政府、居民、各类社区组织等在内的多个管理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共同管理社区,行使主体性权力。只有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切实推进居民自治,作为城市管理重要平台的社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构建迈向“善治”的坚实阶梯。     

实施“四心”工程 营造共建共兴“家文化”氛围

胜利石油管理局胜东社区锦苑物业三站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和谐锦苑、人居典范”为愿景目标，牢固树立“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努力建设共建共兴“家文化”，用“家文化”管队伍、聚人心、塑精神、促发展，走出了一条以“家”塑人，用“情”带人的管理创新之路，营造了“小平台，大家庭”的良好氛围。     

青岛市海琴社区党建工作的启示、困难与建议

在开展社区党建工作中，海琴社区坚持服务为民的价值理念，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管三带一联”和“365党员公作室”工作办法，走出了一条社区党建的新路子。其重要启示在于：其一，以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由点到面，实现了党建工作促进社区建设的良性循环；其二，整合了社区内的人才资源，激活了离退休党员的人才优势，重构了新时期城市的“基础秩序”，使一些社会问题在制度框架内得以及时解决。     

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     

社区类型与邻里关系特质——以北京为例

受传统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三大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形成了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街道平房社区;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单位社区;第三种类型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商品楼社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市在出现“富人区”与“穷人区”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居住阶层居民混住的特征,而市区之外不同居住层次的小区则出现了分区混在的特点。探索在社区空间中消除居民之间阶层差异的机制,以生活主义为基本原理重构居民生活体系,是我国城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社会空间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区隔及社会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阈下,以合肥市滨湖新区F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区治理满意度不高、共治共建共享主体目标不一导致共治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文化纽带脆弱等困境。解决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这些治理问题,需要重塑社区"公共性",寻求多元主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党建为引领,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以文化为纽带重塑社区情感,强化社区认同。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评述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至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理论引进与中国化时期和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进行的理论创新。虽然对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向实际，但仍显不足，特别是对当今城市化浪潮中不断产生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关注不够，理论上有着巨大的真空，因此对由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特别是其中聚集大量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构成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更要关注。而这将是我国社区治理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和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