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成因和破解之道——以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纠纷演化过程为例

社区自治的实现,除了需要社区有能力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外,还需要社区有能力对内部纠纷进行在地化解。这意味着,理想的社区自治体系不仅要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还要有矛盾纠纷的"消化能力"。社区纠纷的在地消化能力不足,使得一些社区纠纷的解决过程呈现出"闹大"逻辑,从而导致自治困境。"闹大"逻辑的形成,同"权力兜底"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直接相关,这使得社区内的纠纷往往也需要动员上级权力的直接介入才能最终解决;而"权力兜底"的纠纷解决机制又根源于"政府兜底"的基层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破解基层纠纷"闹大"逻辑的有效出路。     

浅析边界地区治安问题及对策

边界地区治安管理问题是整个社会治安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社会治安管理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边界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制约着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公安干警的高度关注。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视阈中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相连,必须予以持续加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加强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必须将其深植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之中,由此才能使其获得方向的指引与衡量的标准。加强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具体延伸;加强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必须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为统领;加强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必须遵循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方向。     

法官视角下的《民事诉讼法》修改

现行《民事诉讼法》逐渐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如民事诉讼程序缺乏多样性,缺少与解决现代社会中矛盾纠纷相适应的一些诉讼制度,致使大量的纠纷仅依靠单一的程序予以解决,不符合诉讼解决机制的原理,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规定地不够具体、细致和完善,不利于矛盾纠纷的化解等。民事审判实践中最迫切、最需要通过修法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诉讼与非讼衔接机制建设、审判程序的完善、再审程序的"改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机制建设等。     

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文章对我国土地征收的情况以及土地征收纠纷的特点进行概括,并从立法和实践全面分析了土地征收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完善我国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针对性建议。包括:非公益性用地由农民出让土地使用权,政府只能在"公共利益"需要情况下征收土地;建立与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平等协商的机制,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推行补偿标准听证;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采取多项措施解决农民生活和生存问题;建立公平、公正、可行的征地纠纷裁决制度;完善诉讼等救济途径等。     

分级与分流:乡村基层纠纷解决的谱系域合

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解纷制度,但仍面临实践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向与路径模糊不清,二是本土化不足。从机制和对应纠纷域出发,分级和分流两个解纷谱系共同组成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整体网络。分级式解纷以基层为主体,攀爬至高层级的纠纷则以党委政府为协调化解保障,遵循"基层积极,上层消极"的逻辑,以社会合作、权力叠进、"识别—瞄准"解纷为机制。分流式解纷以正式部门或信息平台分流为枢纽,将点状分散的解纷组织或机构串联成薄网,注重司法兜底权威,以诉讼分流、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分流、综合平台分流等为构成。比较而言,前者有灵活简约化解纠纷、行政层级资源集中应对复杂纠纷的优势;后者更契合城市碎片化和日常化的纠纷之解决,二者不可替代。在构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时,以专业性行业性分流解纷机制替代分级式解纷的导向并不可取,应完善"横纵"相辅的纠纷解决体系。     

浅析“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与衔接——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当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对诉讼的解纷功能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法院面对沉重的受案压力,不堪重负,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正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社会解压的重要良方。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变化也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运作提出了挑战。如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适应矛盾纠纷的变化,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正是适应纠纷解决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三大调解的改良和整合,而"诉调结合"是"大调解"工作切入点和重要工作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三大调解工作在"大调解"机制中的作用"、大调解"衔接机制特别是从诉调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积极探索边界防控综治维稳之路

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境外与缅甸孟冒县四个区，境内与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毗邻，边境线长89．33公里，涉及39个行政村（社区）近10万余人，是边防、禁毒和防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按照中共西盟县委“加强创新社会管理，构建边疆稳定团结和谐之美”的要求，西盟把维护边界地区社会稳定放在全县社会政治与治安稳定的突出位置，把开展边境防控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和维护边界地区稳定的根本保障，开展户户联防联勤机制建设，积极探索出一条边界地区联防联调、群防群治的防控成功之路。     

试论当代农村水权纠纷之解决

及时、有效、合理地解决水权纠纷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重要。解决水权纠纷的方式主要有民间方法和国家方法。前者以民间调解为主;后者以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和民事诉讼为主。国家法律、地方法规、水权习惯是处理水权纠纷的主要依据。水利自治组织水利协会在水权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既发挥着专业组织的作用,又起着预防纠纷,化解纠纷的作用。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     

基层纠纷的社会风险及其动态监测

基层纠纷产生于平常的基层社会生活之中,虽是社会关系的形式之一,但这种非均衡、矛盾的关系,其解决方式与演化过程也会对社会常态化运行构成一定威胁。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考察基层纠纷,主要是关注基层社会场域中"社会怨气"的"压强"是否会构成毁坏系统的风险。通过调查基层民众有关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以及主观意识和态度,由此可对基层纠纷是否会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的社会风险加以动态监测。监测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民众报告的基层纠纷发生率、非理性纠纷解决方式选择倾向和基层潜性纠纷的比例。根据基层纠纷调查所作的社会风险动态监测结果显示,当前社会风险系数总体上在0.14,属于较低水平,但有些地区在某些方面的社会风险则显得相对突出。控制和降低基层纠纷的社会风险,关键在于让基层纠纷得以有效地治理。     

"外嫁女"请求征地补偿款纠纷的法律分析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时农村征地的进行,农村"外嫁女"请求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款引发的纠纷日益突出.实践中,一些法院对该类纠纷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一些村制定的村规民约内容违法,剥夺或限制"外嫁女"的权益;立法上,目前尚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规定.这些导致了"外嫁女"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应予以完善.     

论“三位一体”环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建立

环境教育、环境调解、环境诉讼分别代表了"预防性、协调性、强制性"这三种环境纠纷化解机制,其中环境教育是环境纠纷化解的根本方法,环境调解是环境纠纷化解的重要方式,环境公益诉讼和综合审判制度是环境纠纷化解的必要手段。为此要建立"环境教育、环境调解和环境诉讼‘三位一体’之环境纠纷化解机制以应对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     

论律师主持下的调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主体之间纠纷的数量和复杂性都在不断地增加。然而,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尤其是调解制度,却存在着多种缺陷,这导致了大量的纠纷难以以令纠纷主体满意的方式解决。由于律师具有专业化的法律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因此,律师主持调解解决纠纷不仅具有专业性而且还具有便捷性和高效性。但是,我国目前的律师主持调解尚未制度化,这使律师主持下的调解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难以发挥有效解决纠纷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律师主持下的调解进行制度化。首先,要修改相关法律对这一制度进行明文规定;其次,要在相关法律中对这一制度进行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最后,要使这一制度与诉讼制度进行有机地衔接。     

人民调解的公共品视角及实证分析

人民调解是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基础环节,通过阐明人民调解的公共品性质,探讨人民调解的三种供给模式,建立人民调解的供求曲线,分析人民调解的效能。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8. 0,建立ARIMA(1,1,1)模型,预测纠纷调解数。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可行性方案,主要包括:选择契合群众需求的人民调解供给模式;新媒体环境下拓宽人民调解途径;调解队伍"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平衡;"干中学"和先进经验学习相结合;探索人民调解绩效管理工作。     

边防派出所在纠纷调解机制中的作用

"调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当代的调解制度已形成了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和体系。当前,边防派出所承担着部分治安案件和大量民事纠纷的调解任务,个别民警群众观念淡薄,调解能力不强,有畏难厌战情绪,调解工作中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够。边防派出所应顺应群众需求,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中,通过民警兼任人民调解员等方法,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治理转型与公安机关职能收缩——以“国家／社会”为研究框架

在我国从"全能国家"向"后全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间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跟不上规划式的国家治理技术转型,致使在法院建制已经相当普及的今天,诸多群众仍然依赖公安机关调解民事纠纷.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基层纠纷解决机制贫乏,公安调解往往是最方便、最经济甚至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碎片化的基层社会和个人主义文化难以自发形成内生性纠纷解决机制国家在政治合法性目标下的话语宣传强化了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依赖性.     

多元化解纷与公安调解工作的完善

社会利益和冲突的多元化、社会主体关系的多元化、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必然早致纠纷解决手段的多样化.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司法部门并不可能将所有的诉讼案件及时地裁判.但现实中许多"小事"如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就有可能酿成"大事",给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稳定和谐带来隐患.因此,在多元化解纷机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完善公安机关调解机理、充分彰显公安机关调解的应有功能,从而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和偏好的、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这既是构建_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以人为本"这一时代价值的回应.     

对济南市工伤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处理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时,"近亲属"的范围应参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确定;用人单位从工伤基金领取了有关工伤保险待遇而不支付给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则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向工伤保险部门主张权利;在计算工伤保险待遇时,"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中的"上年度",应按统计年度确定,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践行社会矛盾化解职能 全面推进调解工作警种化

"警种化"调解工作机制,是将调解工作渗透到公安工作的各个部门、每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安牵领的多种调解模式在社会矛盾化解、群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预防一般性矛盾纠纷转化为民事案件,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甚至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做到规范执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有机结合,以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