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法之罪刑法定探微

中国古代刑法有多处可以考证确实存在着罪刑法定,但古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尚未形成法律原则。以成文法为载体的古代罪刑法定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和礼刑并用体制的冲击下,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而后被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所取代。后者成为我国现代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最主要根源。     

应然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有消极侧面，又有积极侧面，既蕴保价值，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确证了罪刑法宝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刑法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兼论刑法司法解释的科学化

我国新刑法实施后,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出现了与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之罪之法定、刑之法定等基本内容及该原则所蕴涵的人权保障价值相背离的内容。其原因主要在于没能完全接受罪刑法定的观念。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有赖于刑法理念上的变革。同时,重点研究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则和方法对刑法司法解释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评刑法溯及力适用原则

结合刑法基本原则,对四种立法例所体现的刑法价值逐一进行梳理和辨析,最后得出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最合理的结论。     

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正义是刑法与生俱来的品格,刑法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彰显刑法被专制社会抛弃的正义品格的过程。刑法现代化进程发端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但是有其深层的制度和经济根源。物质基础决定了一国法律制度的构建,取舍的标准即正义,终极状态是接轨。司法是实现正义的关键所在,但是司法只能让人被动守法,主动自觉守法的状态有赖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培养信仰的途径不是简单地将刑法神圣化,而是先将刑法平实化。     

非犯罪化在中国

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我国1997年新刑法中对非犯罪化也有所体现,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划定;具体罪名的废除或严格限制。     

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妥协

虽然新刑法已将罪刑法定原则奉为帝王条款,让它在刑法的世界中指点江山,但本该安分守己的司法解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立法领域中给自己开垦了一块自留地,彰显着司法权对立法权肆无忌惮的侵蚀。这种冲突引发了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中法的范畴与司法解释定位问题的再思考。在罪刑法定的要求下明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在罪刑法定的指导下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效力,在罪刑法定的释义下寻找司法解释的完善之路,使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互妥协,增强刑法规范自身的体系性和妥释性。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

该文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程以及该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某些状况 ,得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不易、全面准确适用更不容易的结论。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正当防卫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应当贯穿于刑法适用过程中,它是任何逻辑推理、解释方法和论证方式不可背离的基础与主线,对于出罪事由体系中的正当防卫制度也不例外。在理解违法性实质和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时,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刑法解释立场上坚持客观主义解释立场,偏重于行为无价值对行为方式和规范违反的考察,同时在利益权衡原则指引下对正当防卫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出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