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程序构建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但由于该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因此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我国应建立绝对排除非法供述证据与权衡排除其他非法证据的原则。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必须设立切实可行的排除程序来解决有关排除中的各种问题。同时设立如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等若干配套程序。     

探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社会法治化,诉讼文明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诉讼文明化的具体体现,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重要保障机制。本文分析了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进而在论证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建议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判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即庭前会议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从诉讼公正和效率两个方面看,非法证据排除在法庭审理之前完成为宜,但我国目前一元式的诉讼结构要求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裁判应当在法庭审理阶段完成。为此庭前会议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应完成不同的功能,既达到在庭前会议程序中完成非法证据排除的效果,又不失在法庭审理阶段应有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安排,同时也应具有对非法证据排除后果的救济制度。     

公民宪法权利的刑事程序保护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为中心展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乃是为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不受恣意侵犯而设置的工具性装置,其理论基础为震慑,其适用范围包括所有的“毒树之果”,其适用方式为强制排除,其申请主体为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之人.中国五机关2010年发布的“《两个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对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采取了裁量排除的立场,加上其中意在保障公民权利的规则与意在促进真实发现的规则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合,致使中国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解释与适用方面必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从而使其震慑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应当趁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确立强制排除模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另行制定单独的、适用于所有诉讼种类的、以发现真实为唯一目的的证据法典.     

论证据排除规则的激励功能

从激励功能的视角审视证据排除规则,将这种激励功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着眼于法庭上的事实认定.既然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发现真相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目标,那么就应该要求当事人提交“最符合争议事实本身之性质的证据”.作为对英美证据法学者有关最佳证据论辩的总结和反思,戴尔·南希所提出的最佳证据原则理论对某些排除规则具有解释力.尽管这些规则背后可能有多元的政策理由,但同时能够激励诉讼双方提交最佳证据,强化、矫正对抗制本身的激励作用.第二个方面着眼于法庭外的行为,包括审前诉讼阶段中的行为和诉讼外的行为.对于前者,排除规则通过否定行为收益的方式提供反向激励,而对于后者通过降低潜在成本的方式提供正向激励.这体现了对外部政策的保护,激励功能的大小取决于几方面的变量.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有三个程序问题需要解决——依当事人申请排除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排除,合法性发生争议时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法院在诉讼中的哪个阶段做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适用实体法规则解决纠纷,为实现此根本目的,同时也为了与诉讼效率、程序安定的目标相协调,宜设置当事人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后法院再来审查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由异议者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性负证明责任,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在对各种相关权益和因素进行权衡后的判决阶段做出的程序规则。应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并据此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重构。     

论何时提请排除非法证据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健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导致在何时提请排除非法证据等具体问题上缺乏保障。事实上应该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提请时间前置于庭前,改革庭前审查程序,由独立受案庭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排除,以此推动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     

论证据规则的功能与实现

证据规则的主要功能在于预防控辩对抗可能引发的控辩“纠缠”,因此它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手段,其功能实现的基本方式是禁止提出带有更大虚伪性的证据,是证据的可出示规则,相对于诉讼结构是实体性规则。由于我国诉讼结构依然存在较强的职权色彩,本身保证了较高的诉讼效率,制定细致、完备的证据规则的必要性还不很突出,当务之急首先是完善交叉询问、举证责任等有关证据运用的诉讼程序规则,证据规则除已有的规定以外,可主要增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制度:从逻辑规则向程序规则的演进——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切入点的分析

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样本,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证据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作了梳理,讨论了为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活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充分考虑中外法律传统、诉讼模式等方面差异,充分考虑国情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时的考量因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从以逻辑推演规则为基础...     

宽容的界限:事实认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妥当性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了关涉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价值冲突与平衡,探讨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与"裁量",分析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本文认为,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涵的准确理解是对非法证据宽容的界限,应注意对涉及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的非法证据的不同处理方式.     

非法证据的排除及其举证责任分配

非法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现象。立法和司法上如何对待非法证据,不仅反映了诉讼技术层面的差异,而且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度和法治发展水平。然而,目前,我国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和举证责任的分担尚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笔者就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及如何确认证据合法与否的举证责任谈点看法。     

浅析民事诉讼菲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对诉讼价值的衡平以及人权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当加以一定的限制,我国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利用仍然要与本国的实际紧密结合。     

中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当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它的确立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它不仅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宪法和法律的价值,还有效地遏制了侦查违法现象的发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把证据与保护人权紧密相联,成为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保障。该规则体现了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种诉讼目的的对立与冲突,有必要找到保护人权和控制犯罪的平衡点,正因为如此,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可行性就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完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其实质上是一种司法审查程序。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使得规定更加明确、细化。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在现阶段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裁判的独立性、诉讼的效率、科学性等。本文通过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一些建议。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尊严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一些规定,但其存在的缺陷是明显的。笔者通过对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历史发展的考察,提出了设立适宜我国国情的、平衡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双重需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律师法修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我国目前在刑事司法中还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缺乏相关的程序保障。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分阶段循序渐进。修订后的律师法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完善,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当前应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配套制定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操作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质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计不仅无法有效、全面地达到保护人权、违法控制、虚伪排除的目的,而且会引起放纵犯罪、增加司法成本等负面效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是达到其设计目的的唯一有效途径,可以用侵权诉讼等替代制度加以替代。     

浅析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

我国在即将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是毋庸置疑的。但基于我国现状,我们要构建此规则会面临一些困境。本文从法律文化层面着手,分析在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尔后,立足于我国目前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分析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压力;最后从我国的政治体制这一根本性原因出发,阐述政治体制对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约。     

非法证据缘何难以排除——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继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之后又一司法人权保障性规则.已经纳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典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显侧重于某些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与侧重于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明显差异;已经确立的裁量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定因规定本身的原因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尽管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通过相关司法解释早已确立,近年来也有零星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但实践效果不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究其原因,既因排除规定内在缺陷所致,也有价值取向、诉讼模式、司法潜规则、人性取向、判断诉讼行为的目的论、沉默法则、双重标准以及司法体制障碍等诸多原因,这些因素都是未来刑事诉讼法实施中需要加以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