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权运行的基本原则

侦查权合法、有效地运行关系到国家权力,尤其是刑事司法权力的正确实现,因而研究侦查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侦查权的运行应遵循依法授予、侦查权确立不可泛化侦查权不可委托、转让和放弃、侦查权不得滥用、侦查权的实施要受制约等基本原则。     

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权能的扩张与转型

互联网时代,犯罪的风险化趋势要求侦查权必须选择一种更具扩张性、干预性和监控性的权力运行模式,技术和信息化进程助推和强化了侦查权力的这种倾向和能力,侦查权扩张化和监控化最大的社会后果是对"信息安全权"的侵犯。以信息安全权为逻辑基点,规制侦查权的根本要求,就是限制和防范侦查权对信息安全权的威胁状态和危害后果。     

我国侦查权限划分原则初探

侦查权限划分是一个确保法律严肃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工程,明确侦查权限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侦查权中各种具体权能的功能与作用,而且有助于区分法律责任、有效落实人权保障原则、促进科学侦查的进程。根据我国侦查权配置理论及长期以来积累的实践经验,侦查权限划分应当坚持五项基本原则:权力与职责相匹配原则;权力与权利相平衡原则;权力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原则;权力强度与程序繁简程度成正比原则;权力效益最大化原则。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

侦查权与财产权的冲突与平衡是整个刑事诉讼中财产权保障状况的集中体现.二者的冲突存在于价值层面和实质层面上.司法实践表明,要切实实现财产权保障之目标,就要对侦查权进行限制,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程序制约权力”.因此,对二者的冲突进行平衡的关键在于设定一个平衡点,即从完善侦查程序的角度着手,设置一系列的制度或机制,既能满足侦查权控制犯罪的需要,又能保证公民合法财产权不受到恣意侵害.     

我国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

构成检察制度基本内容的侦查权是古今中外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权力,通过对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检察侦查权形成的深层原因。检察侦查权的中外历史渊源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探寻,分别是传统中国监察机关与御史调查权、近代西方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苏维埃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制度及其适用的检视与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在部分地区呈现激活态势,但在全国范围内整体上仍处于低位运行状态。目前,该权的适用存在启动的前提条件模糊、程序条件过于苛刻、适用案件有限、权力归属不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机动侦查权性质未获得准确定位。该项权力的应然定位是“整体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与“个案意义上的侦查权”之双重性质的耦合。因此,应当兼顾机动侦查权的谦抑性与能动性,优化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实体与程序条件,完善机动侦查权的行使与协助体系。这样才能切实发挥此项权力功效。     

论侦查权的概念及性质

运用形式逻辑中“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可以将侦查权的概念表述为:侦查权是法定侦查机关,为了查明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规定,采取特定措施的一种国家权力。侦查权既不是单纯的行政权,也不是单纯的司法权,而是一种带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是其特殊属性,“国家权力”是其一般属性。     

侦查权的性质辨析

刑事诉讼是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国家权力。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侦查权性质的认识与定位一直存在争议、侦查权的性质界定不仅关乎理论的认识问题,而且关涉司法的实践问题。侦查权是一项行政权,具有行政权的性质。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对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如何构建一种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以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的主要课题。     

完善立法机制 保障农民立法权

完善立法机制,保障农民立法权是实现农民法治主体地位和发挥农民法治主体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完善立法机制,保障农民立法权可通过国家制定法充分合理吸纳农村民间法,以及完善立法机关的组成机制、立法权限机制和立法程序机制等方面来实现。     

权威合法化与现代国家的正当统治

权力的实现要以形成权威为归宿和保证,即权力必须转化为权威方能获得长期统治,一个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支撑的权力终究会丧失让人服从的权威性。任何社会形态都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将权威合法化,合法的权威是保证国家忠诚、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元素。文章分析了权力、合法性和权威的内在关联,结合西方宪政主义权威理论,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探讨国家建立其正当统治的路径,以期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法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     

关于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问题的探讨

侦查权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更是我国程序合法化的重要窗口.检察机关由于其作为追诉机关的法定性质,决定了其很难在根本上控制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借鉴相关国家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制度,从介入的主体、范围和方式三方面进行尝试,以实现我国侦查权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历史类型及其演进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经历了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依据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可大体上将这三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分别概括为传统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魅力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和法理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当然,这种分类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实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而且在阶级性质上也有根本的区别。     

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在社会转型、法治初创的社情下,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行政法律监督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监督空位和监督不力的状况。这种＂缺位＂现象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权力行使边界等基础的检察监督理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和可行性监督路径。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应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执法监督权方式可划分为检察监督侦查权、检察监督诉权、检察监督建议权三类。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边界,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行使应坚持谦仰原则和＂刑事先理＂原则,形成内外结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被动申请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权力启动机制。     

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罪浅析

滥用职权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严重违法现象。滥用职权行为超越刑法界限必然导致构成滥用职权罪,而行政执法领域又是行政滥用职权的多发领域。正确分析及认识其滥用职权罪的原因,并找出相应对策,对推进我国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浅析职代会审议职权

审议权是职代会基本职权之一,特别是在改革日趋深化阶段,更是承担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责任。但是由于审议权的权限,它与其他职权的行使范围和程度还是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区别审议职权的工作内容、工作对象和工作性质是非常必要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