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特殊程序一章中,首次确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立法上获得了确认。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的重要载体。基于对该阶段检察机关作用的实践考察,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可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实践模式的理论分析,指出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审查起诉阶段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之探讨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自行处理,这在刑事诉讼法没有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普遍运用,甚至超过了不起诉处理的案件."退处"案件既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侵害了被害人的权利."退处"案件高居不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些检察机关采用"退处"的方法来降低过高的不起诉率、检察机关没有行政处罚权等等.对此可以从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改变不合理的评价指标等方面加以完善.     

试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今大多数国家对此均有相关立法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沉默权一直没有得到承认。本文在介绍了有关国家的立法状况后，着重分析了沉默权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指出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势在必行，并就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模式与程序保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及早确立沉默权

刑事沉默权在西方许多国家立法中都已确立,而且被国际公约所采纳。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沉默权:有利于保护公民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能促进公安侦查人员增强证据意识,有利于抑制和杜绝刑讯逼供现象。不利之处,通过立法限制,提高办案人员素质和取证水平加以解决。     

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之策略

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审查起诉阶段的必经程序和调查核实证据的核心环节,较之侦查、庭审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办案人员应当认识到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价值,并慎重对待,以期全面掌握案情。文章通过分析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不同的案情、不同的嫌疑人采取不同的讯问策略,规范讯问语言,有效把握讯问节奏等提升审查起诉阶段讯问技巧的路径,为法庭指控做好充分准备。     

刍议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公诉阶段的具体实施,是检察机关有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但司法实践中,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却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弥补和完善。针对公诉工作中亟待加强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趋势,应力求在范围明确、程序规制、优先保障等方面进行建制,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扩大法律援助对象范围、针对特定人员优先提供法律援助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沉默权与无罪推定原则之关系

一在证据理论上,沉默权(righttosilence)是与反对自我归罪证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沉默权又被称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the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沉默权的特定含义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查官、法官应及时告知被告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之可行性探析——制度设计与立法完善

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真正得以贯彻实施，必须要在自愿和解等原则指导下对适用和解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基本程序及对和解的处理方式等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并且要在刑事立法方面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以保证刑事和解的适用拥有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     

试析沉默权在我国的可行性及立法模式的构想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沉默权作为保障人权的一种手段 ,在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杜绝刑讯逼供方面起到了催化作用。但同时 ,其在控制犯罪和保障受害人权利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 ,我国在确立沉默权时 ,必须同时兼顾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两方面的利益的平衡 ,尽量使沉默权的诉讼效益最大化。     

检察官之“准自由心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内心确信活动的辨识

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的“起诉裁量”两个阶段。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于与后者相关的起诉法定主义、起诉便宜主义等理论，而对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的前一阶段却少有论及。事实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依证据进行内心确信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与法官自由心证的事实认定过程有很多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方面，因此可称之为“准自由心证”。辨识并研究这一内容，在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实践也或将产生指导意义。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之可行性探析——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刑事和解制度是建立在恢复性司法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制度设计。其在理论上具有与公诉权的内在兼容性,体现了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走向调和的趋势,满足了刑法谦抑性的需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而且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实践基础,将其引入审查起诉阶段是切实可行的。     

论侦查中的控辩对抗与平衡——从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的角度

沉默权的确立在于对抗非法的侦查行为,因此。在侦查中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对于制止违法行为,重建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现阶段,实施沉默权要排除非法干扰,为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并使沉默权的实施具有法律保障。     

试论审前程序主体在侦查阶段之关系

审前程序犹如刑事诉讼整个大厦的地基 ,如果没有科学的、合理性的建构 ,之后的诉讼程序将难以为继。本文通过采用结构主义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就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阐发和论证。总的目标是在侦查程序中构建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控制机制 ,建立“程序性裁判”制度 ,使侦查程序中涉及限制人身权利和自由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和诉讼的轨道 ,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平衡点。     

论循环经济中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循环经济是一种节约能源、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并减少环境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当前已经通过立法正式确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但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进一步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更好的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