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邻居——后苏联时期俄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降,历代沙皇就强行且快速引进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以期强盛俄国.此举刺激了俄罗斯帝国上流社会励精图治,却给社会下层和知识界以巨大压力,孕育出深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然而,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是17世纪以后大规模扩张而迅速形成的,这导致其疆域内族裔构成多元和宗教成分复杂.为了有效治理这样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又被帝国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俄国民族主义”.而俄罗斯帝国在融合一部分现代欧洲文明因素之后变得更为强盛,在疆界上和中国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在文化归属、价值观认同、精神追求等方面也和中国之间产生复杂的碰撞,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即成为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理解中国问题、处理中俄关系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后苏联俄国重建历程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其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样延及到俄中关系领域: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俄国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情感、评价等,远不是临时的情绪表达,而是有着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的自觉行为,包括大众媒介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知识界关于汉学研究、政界关于俄中双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等.这些行为既不能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限定,又在文化结构和精神深处导致俄国人折损中国所期待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效力.     

俄国1917年革命和内战期间各种势力在乌克兰的角逐及结果

乌克兰历史文化复杂,乌克兰三次争取独立的历史都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相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及俄国内战导致的地缘政治变化为乌克兰提供了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乌克兰地区各种势力的不同要求,各种力量在乌克兰地区激烈博弈,最后布尔什维克取胜。一战前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一战后,则分属于四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波兰获得了加利西亚和从前曾属于俄国的沃伦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喀尔巴阡罗斯,罗马尼亚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当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问题利益相关的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也对乌克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研究俄国革命及内战期间乌克兰地区各种力量的争夺,对理解和认识当今俄乌冲突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俄联邦的俄罗斯帝国传统——关于认识后苏联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文学在后苏联没有消亡,甚至年度的文学生产量远超过苏联时代的每年文学创作.然而,后苏联文学的存续及其所显示出的生命力,不能视作是反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可以仅仅看作是文学产业化的结果,倒是应该看到,文学在后苏联的独特性是后苏联社会进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对其审美的表达.这种情形接续了文学在俄国的传统,从而继续与欧洲文学相区别.造成后苏联文学的如此特质,正在于俄罗斯自身的帝国传统在俄联邦时代不是中断了,而是公开化和合法化了,使俄国重建有了国民认同的依据,文学则成了在审美上促成俄国人认同俄罗斯国家的重要力量.     

匈牙利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

纳吉于1896年6月7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当过钳工。1915年,纳吉被强征入伍,在奥匈帝国军队中当了大约两年兵。1917年,奥匈帝国军队在和俄军的一次交战中,纳吉被俄军俘虏。纳吉在俄国生活期间,正是俄国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时期。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和热烈拥护,使纳吉受到了很大教育。因此,十月革命后,他同匈牙利战俘一起,积极参加为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918年,纳吉加入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在红军中工作。     

别样的风景与别样的心态--略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思潮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坛论争比较尖锐.如何评价苏联文学是引起广泛争论的话题之一,与此相关的还有对整个俄罗斯文学功能的定位和价值评判的问题.关于大众文学和文化的讨论也是文坛的热门话题.90年代饿国出现了纯文学边缘化,大众读物走红市场的局面,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普通民众对政治的淡漠和对功利文学原则的反叛.这种以世俗性为内涵,以消遣性为指归的文化与历来以精英文化为标识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照.90年代俄国文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盛行、"回归文学"热的退潮、宗教热的兴起及其对文学的影响等,也是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后冷战时期波兰的民族认同与俄罗斯观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民族的"他者"的变化互联互动。俄罗斯在波兰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对后者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就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功能。后冷战时期的波兰完全放弃了关于其身份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旧有观念,其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剧变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深刻影响着后冷战时期波兰的俄罗斯观的转变和波俄关系的调整。     

俄罗斯新版历史和社会学教师手册之争

在普京总统执政时期,包括颇有争议的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俄国历史的教学书籍,每每因社会和学术界见仁见智的看法、国内政治力量的角斗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不顺而引起超出教学和学术范围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反映出俄国内外围绕意识形态进行的激烈角逐,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民主模式的某些侧面。     

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

英国和俄罗斯的交往始于1553年,在400多年的时间里,英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17-18世纪,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对于英国的科技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模仿,英国则默许俄罗斯取代瑞典成为东欧最强的国家,两国保持着足够的默契和友好关系。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成为欧陆霸主,海陆帝国的竞争主导了19世纪的欧洲格局。最终两国在克里米亚兵戎相见,并且使俄国失去了欧陆霸权。进入20世纪以后,英俄帝国都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英国主动放弃了帝国,但也同时失去了全球大国的地位。而俄罗斯则通过建立苏联的方式,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维持大陆帝国的实际存在,但因为无力应付与海洋文明的整体性竞争,耗尽了内部的活力,最终也以解体而告终。冷战结束后,影响英俄关系走向的很多限制性要素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英俄两国几次尝试在双边关系上有所突破,但都无果而终。400多年累积下来的历史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前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英国国内对俄负面认知将长期存在,且英国对外政策仍在延续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的基本思路,英俄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这些历史形成的基本条件不发生变化,未来英俄关系缺乏互信、低位运行的状况将很难得到有效改变。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归属

除史地、宗教、民俗、中外交通等领域外,《大唐西域记》在文学领域的价值也很珍贵。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应确定其文学归属。目前,对《大唐西域记》的基本认识主要有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以上归类认识,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憾: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或者归类间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打开视野和思路,跳出文体认识的局限,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这样处理,在突显《大唐西域记》自身价值的同时,可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一个共同的归属,也为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促进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时,《大唐西域记》人文意蕴较为丰富,如伦理观念、生态意识、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胸等,将它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而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The Literary Journalism of Guadalupe Loaeza and Cristina Pacheco

Abstract —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ritings of the Mexican literary journalists, Guadalupe Loaeza and Cristina Pacheco. It traces the political agendas of the writer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ir work in two collected volumes, Las niñas bien (Loaeza) and Sopita de fideo (Pacheco). The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each author focuses on opposite ends of the social scale, each piece of writing contains an implicit or explicit attack on the Mexican ruling classes which mismanage the economy, squander its wealth and condemn the majority to economic misery.     

胡适与20世纪上半期现代朝鲜文坛

本论文以20世纪20年初到40年代为中心,主要考察了胡适和朝鲜现代文坛的文人间的交流.探究了朝鲜文坛对胡适新文学思想的接受、应用,以及胡适的新文学思想对正处于转型期的朝鲜现代文坛的影响及其原因.阐明了朝鲜现代文坛和胡适的关联及其表现在中朝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试论战后日本文学批评中前田爱的作用和地位

借鉴西方符号学和文本分析理论,前田爱构建起日本的文本分析理论,并以此为利器,广泛涉猎读者论、媒体论、都市文学分析,为立体解读文本丰富内涵奠定了基础,在战后日本文学批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Foreign Debt and Literary Credit: Pablo Neruda and Walt Whitman

The article draws in relief how translators carry with them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horizons that necessarily imbue their literary production with distinctly situated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personal dimensions. It does so first by examining how The New York Times 's translation of Pablo Neruda's 1972 address to the PEN Club reframes (or distorts) his views on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ssues ranging from the negotiation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debt to his literary indebtedness to Walt Whitman, and then by examining how Neruda's 1955 translation of Whitman's 'Salut Au Monde!', refashions and relocates Whitman's work, imbuing it with a communist ethos consistent with Neruda's own.     

“岁月号事件”在韩国文学界激起的千层浪

2014年发生的"岁月号沉船事件"(简称"岁月号事件"),在韩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韩国市民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谴责韩国政府的腐败行为及消极的处理态度。而曾在20世纪民主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韩国文学界人士也针对"岁月号事件"做出了强烈回应。本文通过介绍"岁月号事件"给当时的韩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引出了韩国文学界对此次事件做出的即刻反应,着重考察了2014年韩国几大代表性文学期刊、文人组织对"岁月号事件"的讨论视角、讨论方式等。通过该考察,验证了韩国当代文学的社会参与意识及其浓厚的政治色彩,最后分析了形成韩国当代文学这一特征的几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