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策执行的压力传导方式与转化机制研究——以W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的避责策略选择——基于S镇“百日攻坚”行动的考察

基层干部在问责压力下采取不同避责策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较少从动态压力情境审视基层干部避责行为,也忽视了基层干部在问责过程中的责任感知与自主性。为探究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多元避责行动的原因,通过对S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案例分析,提炼了“动态情境-责任感知-策略响应”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动态问责压力情境和责任感知过程的不确定性,共同形塑基层干部多样的避责策略,表现为异质性的避责逻辑。基层干部避责研究应超越结果导向的研究局限,走向基于动态情境的研究。本研究拓展了避责行为的研究视角,为完善创新问责机制和治理避责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整村推进中村民小组长行动逻辑的三维分析——以皖中X村为例

地方政府为了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将整村推进工作任务层层下压。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基层政府出于政策执行的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积极发挥村民小组长的协调配合作用,以期助推整村推进工作。身处乡土社会中的小组长由此受到权威内生性和地方性规范的影响和约束,加上小组长在与乡土社会和基层政府的长期互动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性认识,因此,作为源于"中农阶层"的理性行动者,在行动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权衡得失,对于整村推进工作,其行动逻辑就是"工作肯定要去做,但要量力而行"。本文以皖中X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从基层政府、乡土社会和村民小组长自身三个方面具体阐释整村推进中村民小组长的行动逻辑。     

数字竞赛与双重博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

基层政策执行会出现偏差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并不明晰,多数研究均是从单一视角予以阐释。通过深入考察易地搬迁中“拆旧复垦”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融合视角入手,讨论“拆旧复垦”政策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互构下发生了转变,为何完美的指标数据与文字背后却发现政策执行陷入模糊或搁置状态。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在发展导向的逻辑下,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寻求搬迁规模最大化以谋求在“数字竞赛”中胜出;在压力型体制的上下博弈中,基层政府采取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策略以有效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在不完全信息状态的混合博弈中,政策受众在理性计算之下与基层政府形成了“合谋的沉默”。文章的贡献在于,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没有囿于讨论科层结构的弊端,而是从政策设计本身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互构的视角出发解读其内在逻辑。     

党政统合与自主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2020年至2021年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立足中国制度情境并扎根于典型案例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层出不穷。但以往研究较少涉及基层社会治理背后蕴含的本土化实践逻辑。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2020年至2021年社会治理创新奖的60个案例进行研究,凝练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机理和一般性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场域化党政统合治理和自下而上合法化的多主体自主治理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两条实践路径。以“双向动员-治理工具”为链接机制,科层动员依托政府权威,在压力型体制下以强制性政策工具实现自上而下的层级链接;依托社会自治力量,以柔性治理工具挖掘非正式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自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动员;以双向动员和多样化治理工具激活党政体制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由此构成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既挖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本土实践逻辑,也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中观视角。     

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理解基层治理的行动转向——基于H镇村级工程流程再造的案例分析

标准化是贯穿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制度工具,具有程序性、统一性、规范性等特征,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目标的偏离。标准化治理蕴含的监督导向、自主性规制以及程序主义等要求和约束,与基层差异化的组织结构、有限的治理资源、复杂的治理情境之间存在张力,导致基层陷入事务性负担加重、资源错配以及规则悬浮等困境。研究发现,与既有的“策略主义”“权宜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变通”“共谋”不同,基层政府主动通过梳理、整合上级各项标准化工作规范的“再标准化”方式,尝试摆脱治理低效的困境。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的实践过程,展示了基层治理在复杂情境下推行国家意志、维护乡—村共同体与动员干部、释放基层活力,从而促成有效治理的行动转向。     

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治理资源的下沉推动基层政府组织形象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组织目标-差异化回应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对湖南星镇研学产业发展实践进行历时性观察,以刻画新时代基层政府的组织形象。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会受到服务导向的社会逻辑、执行导向的科层逻辑与经营导向的市场逻辑的形塑,而三种制度逻辑对基层政府组织目标约束与激励的非均衡性,促使基层政府分别采取回避型、合规型以及积极型的差异化回应行为,最终塑造了“执行型经营者”的形象特征。“执行型经营者”不仅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情境复杂性,更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政府对治理情境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但其对产业经营的深度介入,也会挤占乡村产业内生力量的成长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导向,建立乡村产业培育机制,实现内外相融合的乡村产业新内源式发展。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治理主体行动逻辑的“四维分析框架”——兼论乡村治理中乡镇政府行动逻辑演变及趋向

现有治理理论提出各种治理模式,但未解决一个基础问题——治理主体行动的逻辑,即行动的原因机制或来源。这是现有治理理论难以有效解释现实治理中主体行动,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原因。统观多学科对于主体行动逻辑的研究,可以梳理为两组对立的逻辑,即个体性逻辑与系统性逻辑,一般性逻辑与情境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各有合理性,又各有局限性。对此,吉登斯、布迪厄等做出了弥合相互间对立的努力,但他们的论证基础却存在问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治理主体行动逻辑的四维分析框架,试图统一两组对立的逻辑,创新并夯实治理的理论基础。同时,基于四维分析框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中乡镇政府行动逻辑演变及趋向,明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行动选择。     

"脱贫不脱政策"的片面执行何以发生? ——基于河南省4个脱贫摘帽村的分析

当前,"脱贫不脱政策"方针的片面执行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阻碍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已脱贫村落内部存在分支性政策执行优先级的失衡.通过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视角,对河南省中部的4个已脱贫摘帽村的案例分析发现,"片面执行"的发生逻辑是政策场域内部权威概念的迁移主导,直接推动因素是激励方向转变带来的执行主体变更.通过"片面执行"对基层政策场域的冲击衍生出三重变迁成本,它们分别影响着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运行的抗风险能力、已脱贫户的行动策略以及构建型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基于基层政策场域的资源禀赋限制,"片面执行"及衍生成本的治理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与例外性原则,而法理阐释则是巩固扶贫政策长期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路径.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创建示范:政策执行中的控制性动员北大核心

作为一种政策执行工具,创建示范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本文对创建示范的实质内涵和运作机理作出了初步的刻画,将创建示范的运作逻辑理解为创建示范设置方、创建示范管理方与创建示范参评方按照一定的创建框架(游戏规则)的互动过程。创建示范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在于中国政策执行存在控制与动员的双重需要,高层级政府既需要动员下级和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又不希望失去对政策执行的控制能力。通过对创建框架的设置和基于相对绩效比较的激励配置,下级和基层政府往往会卷入创建示范的竞赛,政策执行过程的控制权更多地掌握在创建示范设置方和创建示范管理方之手,从而实现一种控制权重心在上的动员效应。创建示范项目的过度使用会造成基层的超负荷运行,以及较为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     

政策引导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变革研究——以海口市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为例

政务服务数字化变革已成为深化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和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内容,也是提升基层政府服务供给效率,增强企业和公众获得感、满意度的最佳方式。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迫在眉睫,首要任务就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如何解决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基础薄弱与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不匹配的现状,探索一条适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变革路径至关重要。鉴于海口市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行政审批改革和“零跑动”改革中显著成效,本文采用调研访谈和政策文本扎根编码方法,深度剖析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数字化实践过程及其政策环境,在此基础上耦合构建一个“政策引导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变革的双轮驱动”理论框架,解释中国政策背景下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变革实践的内在逻辑,为推广和复制“龙华经验”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变革包含政府组织协同、政务服务事项梳理、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和政务服务供给创新四个关键环节。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和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政策目标对变革过程起到关键引导作用。企业和公众等用户对政务服务质量和政务服务、行政审批效率持续提升的动态迭代需求,以及由数字人才...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域外叙事与经验启示

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资源所给定的政治话语和政策范畴内,发达国家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借鉴公共行政理论最新成果和政府治理变革实践经验,不断强化基层政府自治权、启动城乡社区重建行动、推进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和加强基层政党组织建设等。在这些实践行动中,发达国家基层治理主要呈现出基层政府自治中的协同治理、社区重建中的公民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契约治理和基层社会建设中的政党治理等总体态势。就目前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而言,可以从这些实践经验中,获得诸多有益的经验启示,诸如强化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建立基层政府自治体制、健全社区居民治理体系和构建基层协同治理格局等。     

双重制度逻辑下的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基于S市的案例分析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自上而下推动的一项重构预算资源分配的制度。已有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侧重于制度设计端的中西方宏大制度背景差异下管理机制重构、管理技术提升以及制度系统间耦合性问题,很少将注意力切换到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领域,也未将预算管理改革情景具象化到中国市县改革场域中。在我国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逻辑与既有预算管理制度逻辑间如何互动,身处改革场域中的行动者如何响应,响应策略如何影响绩效结果发挥预算资源分配功能？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通过对S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案例剖析,总结构建一个“制度逻辑-场域结构-响应策略”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在中国情境下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达预期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预算绩效改革嵌入既有预算管理系统,尚处于不成熟的“新兴场域”中,并未成为改革场域的主导制度逻辑,在双重制度逻辑及既有场域结构的约束下,行动者可挑选符合自身核心目标的响应策略,这是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构建的理论框架,试图与既有政策执行理论和西方制度复杂性理论对话,为推动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供方向。     

机制演进的分水岭：流域污染治理中纵向压力如何推动横向协作？

长期以来,流域污染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掣肘了我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长三角水污染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政府层级间纵向压力先后通过纵向干预和横向辐射两种机制推动了横向协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机制演进的“议题驱动—策略节点—机制分野”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层次的重要议题和关键节点催生了机制演进的分水岭,通过结构环境的转换式调适、制度设计的层叠式演进、行动情境的更替式变革等三条路径,在流域污染治理领域中实现了量化指标包干、项目式协调、信息单向流转向目标共享、权责共担、平台共创的机制分野。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压力型体制发生了从结构有效性逻辑向适应性逻辑、从制度的政治势能向政治动能、从科层化刚性运作向网络化柔性动员情境的多重嬗变。     

“政治势能”：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内在图式

为了找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以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传递机理,分析新时代推动制度和政策的落实与执行的重要因素,并充分理解"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深刻内涵及运行机制,本文提出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概念——"政治势能"。基于此,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历程中的政治场域、时空背景和内在图式等三个要素整合在一起,考察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政治逻辑,以期建构一个解释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