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列管模式的缺陷及其弥补

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的列管模式以列举式（清单式）为主、整类列管式为辅。列举式列管充分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整类列管解决了某类物质被不断“变造”的问题。两类列管方式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还未蔓延扩散的阶段尚能满足禁毒工作需要,但在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高频出现的情况下则暴露出一些缺陷。列举式列管无法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更新速度快带来的挑战,整类列管方式存在制约医疗、科研等事业发展的隐忧,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列管目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和《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在法律效力上存在争议,部分新精神活性物质缺少折算标准以及折算标准有冲突。应增加临时列管方式,树立谨慎使用整类列管方式的理念,合并列管目录或制定《新精神活性物质管理条例》,制定统一的《毒品数量折算表》,同时加强毒品替代物的管理,以完善列管模式为着力点推动禁毒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毒品管制模式研究

在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挑战中,我国形成了多种立法、多种列管方法和多种管控方法相结合的毒品管制新模式。我国毒品管制新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应重新定义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调整毒品管制目录,完善新精神活性物质整类列管,推动出台《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法》,完善新精神活性物质快速列管机制,创新新精神活性物质管控方法,加强新精神活性物质制毒物品列管。     

对我国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的思考

当前全球毒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多种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断出现。芬太尼类物质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大类,一些国家的滥用形势严峻,诱发严重社会问题。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列管,弥补法律漏洞,有效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探讨芬太尼类物质的列管历程,对当前我国芬太尼类的列管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全球毒品问题治理的中国实践及启示

毒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大顽疾,它不仅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还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毒品犯罪国际化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座孤岛,必须将毒品治理放在国际大环境下进行审视。全球毒品问题治理政策分歧加剧、新精神活性物质蔓延、国际毒品合作机制缺陷、暗网销售猖獗、毒品市场日益复杂等多元的原因,致使毒品犯罪泛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采取的强有力毒品治理措施,为国际社会毒品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与启发。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关系

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给我国乃至全球禁毒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然而,禁毒一线执法者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认识理解片面,且不能区别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二者关系.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在法律界定、物质构造、身心损害、公共危害、社会用语、识别管控等方面既有联系和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的不同和差异.了解掌握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关系...     

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剖析

我国重视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和打击,注重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教育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早在2001年我国就把氯胺酮纳入精神药品管制。截至2019年12月,我国已列管了170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和整类芬太尼类物质,超过了同期联合国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数目,是全球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尽管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遏制新精神活性物质蔓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我国所面临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不容乐观。分析、掌握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对积极探索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应对措施,更加有效地治理我国和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打击走私贩卖制造新精神活性物质犯罪的对策研究

新精神活性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简称NPS)有取代传统毒品之势,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目前,新精神活性物质呈现滥用程度广泛、品种更新换代快、市场活跃性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快速发展,给社会面管控带来诸多问题.客观地分析预测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有利于直面毒品新问题,采取更加有效的...     

新精神活性物质防控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工作呈现出"三代毒品交织渗透"的现象,尤其是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凸显,并因其具有针对毒品管制目录而设计,易逃避打击的特点而迅速泛滥,对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防控面临着:法律规制不完善、源头管理欠缺、流通渠道广泛、民众认识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从...     

网络时代新精神活性物质(NPS)的管控困境与破除路径研究

新精神活性物质契合于网络时代,在管控实践中呈现出一些困境。为在网络时代下对其形成有效管控,应把握其与现行毒品管控制度的根本矛盾——“时间差”,形成临时管制与一般管制并行的共管制模式,同时推进知识普及工作并加强对以互联网为平台交易新精神活性物质犯罪的打击力度,以应对网络时代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来袭。     

超大型城市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治理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毒品犯罪形势加大了我国毒品犯罪防控压力,也对我国毒品犯罪的种类、形式、手段、分布产生影响。超大城市毒品犯罪整体下降,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占比增加,中心城区毒品犯罪案件占比相对校多,但存在总体数量减少和向郊区转移的趋势。检察机关参与毒品犯罪治理面临从传统的依托刑事检察职能的“打击”逐渐走向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的“治理”和从打击供应为重点向打击供应和需求干预并重的两个方面转变。从“供给侧”治理毒品犯罪面临国际毒品犯罪激增压力和依法严厉惩治毒品犯罪“边际效应递减”困境;基于毒品刑事犯罪案件办理面临新毒品种类增多和贩毒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查处难、取证难等挑战;从“需求侧”探索毒品犯罪治理路径面临更重任务。应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立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模式;依法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同时,从“需求侧”开展毒品犯罪治理;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对毒品替代物质的监管力度,建立涉毒品犯罪信息共享平台。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规制难点及其对策

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更新速度极快,国家列管和配套法律规定尚未跟进。这导致了将新精神活性物质认定为毒品缺少法律依据、标准模糊,同时,相关司法工作存在法律适用重叠问题。解决这些难点,需要在理论层面准确界定毒品范围、正确解释现行法律规定、恰当处理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坚持成瘾性作为入罪标准。具体对策包括明确"国家规定管制"的范围、厘清法律适用顺序、提高国家列管速度,以及将成瘾性作为毒品犯罪的成立标准等多个方面。     

二十世纪美国LSD的滥用经验教训对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NPS)管控的启示

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NPS)异军突起。新精神活性物质虽然出现时间不长,但是,由于种类多、发展快,滥用问题在我国开始呈现出发展的态势。在2018年6月26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①中指出,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较为严重,且有着更久远的历史。美国20世纪的LSD(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缩写,以下简称LSD)滥用同我国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收集美国20世纪LSD滥用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同时,将其与我国当前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现状进行比较,试图从中获得启示。     

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

近年来,随着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不断增多,列管速度不断加快,对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提出了迫切需求。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是依照一定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可能的危害和危害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形成重要科学依据论证是否列入管制。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的原则包括:风险的双重定义、风险的独立性、物质的潜在用途、参照已知的物质、数据的质量、权衡可靠性和相关性等。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机制构建应以新精神活性物质技术报告为基础,建立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方法,制定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程序,组建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专家组,并形成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报告。     

第三代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NPS)发展趋势评估、管制瓶颈与应对策略

第三代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NPS)的不断蔓延扩散,已经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造成不容忽视的现实危害,也使得毒品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变得更加复杂艰难,亟待正视。目前第三代毒品的趋势有以下几特点:种类繁多、变异迅猛;个性定制、产销两旺;认知度低,受众广泛;网络传播、形式隐秘;危害频现、影响恶劣。管制的瓶颈主要表现在:立法滞后,列管迟钝;打击乏力、综治滞后;宣传失准、导向偏差。应从健全立法,弥补漏洞;强化综治,形成机制;有的放矢,重点突破;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等方面进行应对。     

毒品治理模式转型思考--"严打"转向"综合治理"

近年来,我国毒品问题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破坏社会治安的头号问题."严打"作为我国传统的毒品问题的治理模式,事实证明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起到遏制毒品犯罪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毒品问题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抑制毒品市场的扩展,切断毒品的供求链,有效控制毒品问题.     

河北省新型毒品形势与对策研究

全球化的毒品问题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传统毒品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与此同时,以化学合成兴奋剂、致幻剂类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却迅猛增长,对我国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构成巨大威胁,成为我国打击毒品犯罪的新重点。河北省新型毒品主要有四个特点:贩毒活动多发高发,吸毒人群不断扩大,非法种植屡禁不止等。禁毒工作预防是基础,应从加大预防宣传力度、增强民警工作能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等方面治理我省毒情,为经济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治安形势。     

四川凉山毒品治理特色之路的形成与完善研究

面对四川凉山的毒品问题,凉山州委、州政府坚持“政治首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毒品治理理念,全面开展“毒品治理·凉山行动”,禁吸戒治新体系全面建成,禁毒宣传教育新格局全面形成,禁毒治理新机制全面建立,禁毒社会化法制建设全面推进,禁毒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毒情形势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一条既符合中央、省毒品治理精神和要求,又具...     

大数据条件下的吸毒行为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吸毒问题是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近年来,我国吸毒人员数量大约以10%的速度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因毒致贫、因毒致乱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国家的重视。调研发现,治理毒品问题必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其核心是萎缩毒品消费市场和减少毒品消费群体,其关键是源头治理,重点是解决需求侧的问题。我国应充分运用大数据,着重从创新毒品宣传教育、社会治理方式、打击毒品犯罪等方面对毒品进行深度治理。     

网格化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上海实践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的不仅仅是政府组织,而且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面对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就必须以"精细化"的理念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毒品问题网格化治理新探索——以广元市昭化区的实践为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优化毒品治理模式对于完善中国特色毒品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广元市昭化区利用社区网格化建设契机,将毒品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努力把风险化解在基层,坚持科技禁毒、智慧治理,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较为完善的毒品问题网格化治理路径。但是,当前毒品问题网格化治理还面临着新兴科技应用的法治化水平不高、治理的社会化程度不理想、治理人员专业化程度不佳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着重从坚持毒品问题网格化治理法治体系建设、推进毒品问题网格化治理主体多元化建设、全方位加强毒品问题网格化治理专业人才建设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改进毒品问题网格化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