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如何选择协作方式？——来自“双碳”目标实施的纵向案例考察

协作是组织运行的基本形式。那么,科层组织是怎样选择协作方式的？为何在同一领域,不同时期的协作方式会发生变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通过引入“时间”线索,运用因果过程观测法对中国“双碳”目标实施过程中的部门间协作方式进行梳理。案例显示,协作方式是任务环境、职责属性和交易成本相互影响的结果：任务环境是协作方式转换的启动因素,职责属性和交易成本分别构成了协作方式选择的内在约束和基本考量。长远来看,分工与协作的基本矛盾无法在组织层面得到根本调和,应重视文化层面的部门间伙伴关系培育。这些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厘清了不同协作方式之间的关联机制,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层组织协作研究建构起更加完整的解释图景,同时也深化了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考。     

城市区级政府部门结构与运作——基于S区社会管理领域公务员调查的实证研究

研究以杭州市S区为研究对象,探索在社会管理领域,城市区级政府部门结构与运作如何影响公务员对政府部门绩效的感知。构建政府部门结构与运作分析框架,使用德尔菲法设计量表,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采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分工、协作、制衡、制度、技术、文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运作层面,政府部门文化和技术有利于公务员提升政府部门绩效感知,而政府部门制度对公务员提升政府部门绩效感知的影响是通过部门文化和技术产生的;在"结构-运作"层面,政府部门结构对公务员提升政府部门绩效感知的影响是通过部门运作产生的。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结构、运作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践中,政府部门在重视结构、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同时,应重点关注文化建设的三方面工作。这项原创性研究在论证政府部门结构、运作与公务员绩效感知关系的同时,也为此类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当代西方协同政府改革及启示

协同政府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新模式。协同政府强调政府部门间、政府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其构建依赖于政府的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和组织之间协同文化的塑造。协同政府模式对我国政府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     

我国政府部门问关系的探讨

政府部门是指各级政府根据管理对象的内容和性质,经过法定程序设置的分别负责组织和管理某一方面行政事务的机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各组成部门独自或者联合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政府部门间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政府整体管理公共事务的绩效。良好的政府部门间关系对于提高政府整体管理公共事务的绩效,建立现代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政府部门间关系的探讨

政府部门是指各级政府根据管理对象的内容和性质,经过法定程序设置的分别负责组织和管理某一方面行政事务的机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各组成部门独自或者联合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政府部门间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政府整体管理公共事务的绩效。良好的政府部门间关系对于提高政府整体管理公共事务的绩效,建立现代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论政府之间关系协调失灵——问题与解决途径分析

政府间关系在垂直关系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同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水平关系上表现为平级地方政府之间、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间关系协调失灵的原因主要有:结构或权威碎片化、本位主义与信息沟通不畅。而解决政府间关系协调失灵的主要途径有:成立地方政府协会、进行冲突管理、建立政府间信息交流机制以及组织网络合作治理。     

政府声誉、政府能力与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信任

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信任非常重要,政府声誉和政府能力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揭示政府声誉和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者以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和志愿者为抽样对象,以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为背景,通过对政府声誉、政府能力与信任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析了政府声誉、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声誉、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能力比政府声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能否树立良好的声誉、培养较高的能力对政府部门获得非政府组织的信任与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影响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信任的因素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特征、制度特征等;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扩展,更全面地考察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形成机制.     

政府绩效视角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反思——基于地方政府公务员的感知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坚持以组织结构调整为主的模式.对于这一模式的影响,尤其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一直缺少科学层面的检验和理论层面的反思.本文选取政府绩效作为标杆,利用地方政府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数据,探索政府部门间关系和部门管理制度建设影响部门绩效的路径和程度,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在地方层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部门间关系作为政府结构的核心特征对于政府绩效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其影响作用是通过部门制度建设和部门文化间接发挥的;部门制度建设对政府绩效的整体影响要大于部门间关系.因此,在今后的改革中应该给予管理制度层面的改革更多的重视,通过局部的、具体制度的改革为整体的、基本制度的变革创造条件.同时,还应在改革过程中维护政府组织文化的凝聚力和激励性.     

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路径选择与改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民生主张来自对传统文化中民生思想和国际视野下民生理论的继承和超越。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共建与共享双向促进、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渐进式中国式民生发展路径。为进一步改善和保障民生,在政府职能定位与绩效考评上,坚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重;在纵向管理体制上,确保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在横向部门关系上,构建解决民生问题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在民生解决机制上,实现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扶贫场域内科层组织的制度弹性——基于广西L县扶贫实践的研究

基于广西自治区L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依托于政府庞大科层组织构建起来的扶贫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动员体制的再造形式",包括扶贫"领导小组"、扶贫管理的任务-目标取向、对口支援、定向扶贫和扶贫运动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多元参与机制等。这些动员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本文引入"制度弹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从制度内涵和运作过程两个维度考察这些再造形式,其中定点帮扶的扶贫手段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弹性最高,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激励将制度执行者与制度施与对象紧密联系,形成"共容利益"。依次递减的是领导小组的扶贫组织和任务-目标取向的管理方式,而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基本缺失。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文章主要是对这些制度安排在扶贫场域内的动员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对于制度背后激励设置、委托代理关系等学理机制有待深入的挖掘。     

关于科层组织相关问题的探讨

传统的等级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组织之中并影响着组织的深化和发展,成为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最有效、最成功、最流行的管理工具。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科层组织体系用来应付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办法已经完全脱离了当代社会现实,成为抑制组织活力、扭曲个人人性、妨碍组织效率的瓶颈。本文旨在分析古典组织理论中典型科层组织体系,追溯科层组织产生的根源,分析科层组织面临的困境,最后寻找突破其瓶颈的方法。一、科层组织产生的理论根源所谓科层制,即等级制或官僚制度。古典组织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严格等级,实行科层制,…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北大核心CSSCI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     

关于加强公众知情权保护的思考

知情权是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政府管理部门与群众良性互动与沟通的基础。强化对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尊重,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参政、议政权利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政府部门与公众间的和谐,有助于使行政相对人更好地履行社会监督职能,从而促使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与执政能力。结合我国当前信息社会发展的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情权问题,从"顶层设计"与"微观对策"等维度给予思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结构、过程与结果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也是拓展乡村公共服务惠民空间的有效路径。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应以价值共创为行动方向,价值共创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寻求生成和持续的机会。“结构-过程-结果”框架有助于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内容特征与运行机理。在结构维度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促进组织技术同化、创新服务生态系统;在过程维度上,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得以实现,可将其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的系统过程;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技术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了数据能力、连接能力与决策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个人价值、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在多层次网络结构中的交互跃迁。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政府部门间关系是世界各国政府改革中的重要主题。近现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间关系模式经历了从部门间分工与等级控制的官僚制模式,到分权与竞争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再到协调与整合的整体政府模式的发展变化。每一种模式都是西方国家根据其社会发展变化改革探索的结果,都有其处理部门间关系的优势与不足。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优化我国政府部门间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     

《论语》中的君子人格与当代价值

《论语》是中华文化原典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君子人格是其中论述最多的一种人格范式，关系到一个人在为人处世时的精神特质维度、个性品格维度以及心理素养维度等不同方面。对《论语》中的君子人格进行深入解读与价值挖掘，对于重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做人的价值取向以及塑造高尚的君子人格等，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人格危机”看其对健康人格塑造的启示

人格危机现象,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西方人精神、心理上的集中体现,是西方人格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特殊符号。通过分析现代西方人格危机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表现特征,特别对极端人格现象——自恋性人格特征的分析,揭示由其引发的人们对于生活意义与人的价值的思考,以及对当今社会在健康人格塑造上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个层面的有机融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其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相通或相近的目的、方法、价值基础上的有机融合,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围绕社会发展主体、过程与结果等根本性问题,在价值塑造、理论阐释、话语传播等多重维度的良性互动。价值塑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价值旨趣;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关键问题;话语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