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何以响应医保监管？——基于G省L市S医院的案例分析

公立医院如何在医保监管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基于新制度理论,运用“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行为响应”的分析框架对L市某三甲公立医院展开个案分析,聚焦医保监管与医院响应行为以及二者之间交互关系的研究,发现面对我国医保监管不断深化,公立医院积极响应监管,其监管行为包括执行政策与规范管理、对接内部绩效考核体系、传导问责压力、推进智能化与信息化管理等,不同响应行为背后是公立医院行政导向、专业导向及市场导向之间的互动交叠。具体而言,公立医院政策执行和费用控制的响应行为更注重对行政导向和专业导向合法性的认同;服务效率与医疗质量提升的响应行为更倾向对专业导向和市场导向合法性的追求。公立医院多重导向的交叠会导致医保监管政策的执行与医疗技术发展、医疗质量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和冲突,但仍然从不同维度体现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政府规模适度性探析——一个“治理”的视角

政府规模的循环膨胀弊端 ,有其内在深刻原因。从“治理”的角度看 ,要保持政府规模的适度性 ,创新政府理念、廓清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 ,就成为标本兼治的路径选择     

让“效能”引导“革命”——从温州的“效能革命”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近来在温州等地掀起并席卷浙江全省的“效能革命”，以其新颖的视角和大胆的尝试为各方所瞩目。本文以中外行政改革模式上的差异作为自己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场政府变革的特征、成效、困境和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个案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可能方向。     

“案例造法”的限度——基于“贾国宇案”的分析

贾国宇案由于法院较好地把握了案例造法的限度,因而产生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应。案例造法应把握好的限度是:法官自己要信仰法律,并且通过裁判提升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以填补法律漏洞为限,并且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只在民事法律领域内造法,并且要顺应现代法律的发展趋势。随着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的网络公布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案例造法将有利于形成案例竞争的市场,而案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更加明晰地发现成文法律的成就和瑕疵,进而为将来的立法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双e螺旋循环”模式的构建

正确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是提高政府绩效评估科学性,增强绩效评估结果可靠性的根本保障。绩效棱柱模型是20世纪末提出的应用于企业绩效管理的模型,其中,有许多概念方法同样适用于政府绩效评估。在绩效棱柱模型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外政府绩效评估方法,尝试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双e螺旋循环"模式,力求汲取各类模型及方法的可取之处,规避各类方法的不足,进而更好地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突发事件中政府辟谣何以有效？——基于“谣言属性—辟谣策略”框架的分析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辟谣频频陷入“失灵”困境,要求从学理层面回应政府辟谣何以有效的问题,以提升政府辟谣的效果。通过构建“谣言属性—辟谣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国内42个政府辟谣的案例数据,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回应方式和事件类型是政府有效辟谣的核心变量,但任何单一条件变量都无法直接促成政府有效辟谣,这表明政府有效辟谣是复合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条件组态分析表明,政府有效辟谣具有9条发生路径,综合呈现出回应方式决定型、外部责任归因型和边缘结构驱动型等三种模式。研究揭示了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内在机理,为提升政府辟谣效果提供了理论证据。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青县模式”与“麻柳模式”:两个基层民主创新案例的比较——兼论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前景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实践中,以“八步工作法”为核心内容的“麻柳模式”和以常设的村代会为主要特色的“青县模式”是两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创新案例.由于产生背景、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领导人意志等因素的不同,这两个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也体现出明显差异,分别体现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的特点,在制度设计、具体运作和制度绩效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这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点.从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角度来看,“麻柳模式”和“青县模式”都表现优异,并且体现出一些对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和共同启示.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不能局限于村委会的选举,必须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不断深化.     

经济民主的价值内涵及其实现——基于“经济”和“民主”契合的视角

经济民主是由“经济”与“民主”两个词耦合而成,两者词源意义上的契合为我们准确地把握经济民主的内涵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民主最本源的词义就是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具有政治的内涵,也有经济的意蕴.经济民主的“经济”要义在于人之正当需要的合理满足,凸显出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经济与民主的契合是本源意义上“经济”的伦理逻辑. “经济民主”概念是政治与经济互动的产物,其本质含义是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当家作主,享有经济主体地位与主体权益.经济民主所内蕴的价值目标“人民主权”无法依赖市场经济“自发秩序”得以实现,其实现离不开国家公平治理.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研究——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视角

"省管县"改革的推行旨在改变县级政府受制于"市"的旧状,通过"扩权强县"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将可能衍生决策失误、权力滥用、矛盾激化、区域摩擦、盲目逐利求绩等问题,综合分析这些问题进而探讨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机制走向、制度走向、法律走向、绩效评估走向,将益于"省管县"改革的顺利推行及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思路拓展。     

破解政府治理高碳的“效率困境”——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分析

政府在激励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治理高碳的效率却存在着"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现象。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来看,政府治理高碳能力受到低碳发展的价值观、治理高碳的行动意愿、政策供给的偏好影响。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由于存在认知差异和获取信息、资金和技术的能力差异,导致治理高碳的政策供给和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中呈现出"效率困境"。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建立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的协同机制,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治理高碳中的重要作用。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实践形态与优化策略——基于云南省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以流域为典型代表的生态资源富集区通常面临“两线三区”等绿色门槛约束,资源开发受限、资金投入过高,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已有关于流域治理研究大多是从“输血”的角度进行探讨,少有研究聚焦流域本身的生态价值,探究如何激活“造血”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多部委联合印发的《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推进生态系统碳汇交易”。作为流域治理的典型、生态系统碳汇开发的重点,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实施多维系统治理和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以此打通生态系统碳汇的“巩固—提升—转化”通道。本文提炼了“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出要把“自上而下”目标和“自下而上”参与结合起来,从理念转变、政策优化以及动力转换等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使地方发展摆脱“输血”依赖,激活地方“造血”功能,促使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脱贫攻坚背景下的基层“微腐败”治理——基于对福建漳州实践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深入开展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微腐败"的治理。"微腐败"的生成机理既有利益驱动、传统宗族文化的渗透等内部滋生土壤,又有基层"微权力"失控、基层干部激励不足等外部因素。对基层"微腐败"进行治理,要阻断权力与货币的正向关系,弘扬与传承优秀家风,优化巡视巡查方式,配齐配强基层乡镇干部队伍,唯此才能加快脱贫攻坚进程,达到基层善治的效果。     

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殊途而同归——基于研究文献的理论考察

农村"空心化"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受到了学界、政界和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文章主要基于研究文献从多元化学术概念、多样化研究方法、多维性理论展开、多维性所涉关系、多维性研究内容这五个维度对农村"空心化"问题进行梳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空心化"的研究展望。研究认为,今后应该在地理学和经济学角度上进一步向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化,并可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农村空心化研究向深度拓展,同时应加强从政治社会学等角度去进一步探究农村"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让分散的理论、智慧汇聚成一种合力,旨在共同求解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