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实困境与路径机制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政策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创新,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互动转化通道,将良好生态优势转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系统梳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进展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现实困境,提出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机制、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可持续生计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治理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都是关涉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具体到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其农村生态治理有效地在二者之间实现价值共契。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的推进,西南民族农村地区在生态和经济上都有所改观,但与"建设美丽中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我们应该深刻分析西南民族农村地区生态治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努力实现本地区生态治理的善治,一是构建政府、农户、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治理系统;二是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创新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治理制度;三是以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双推进为动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一个可能目标是通过产权量化和固化、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实行政经分离,以防止城中村、城郊村、经济发达村的利益纷争,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不过,在快速城市化的现阶段,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正是土地城市化主要目标地,并因此容易发生激烈的利益博弈。着力于完善村庄内部治理机制的集体产权改革,可能变成集结起来的农民为获得更大利益而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从而造成农村社会的土围子化。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治理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村庄政治经济生态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诸如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农村林业生态建设环境得以改善。同时,林改后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了一些新问题:资本上山后引起的林权集中与纠纷、群体性决策失误和农村基层组织面临运转困难等。为此,可以通过推进能人治理与村庄优质社群的并重,构建村庄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等方式,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村级层面有效实施,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包容性发展。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城中村在经济、管理、就业、社会保障、文化观念、环境、社会安全等方面问题目益突出。目前我国在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归纳为三种社区治理模式：以珠海为代表的市场化模式、以广州为代表的村集体主导经济模式及以北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模式。从治理主体、运作模式、适用性三方面看，三种模式各具代表性，各具优势。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加快城中村改造与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思考

一、城中村现有改造模式及困境 目前全国各地＂城中村＂改造存在政府主导、村集体自改、开发商与村集体合作三种改造模式,都难以普遍推广。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启示

从行政或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西方思想家有关正义的结论有:正义是一种制度或一种体制;正义是一种价值体系或价值系统;正义意味着一种社会理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应当说博大精深,其主要价值集中体现为:厘清了正义的内涵;明确了正义的地位与作用;确立了正义的标准;总结了实现正义的途径;描绘了正义的基本目标.西方正义理论给当代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的政府治理的深刻启示是:政府的积极治理--社会正义实现的主导方式;政府治理绩效的考量标准--社会正义;政府治理制度设计基点--注重社会弱势群体;政府治理基本目的--实现社会正义.     

善治视阈下的责任政府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进路

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需要建立一个有效、有为、有力、有责的现代责任政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实践动力。当前,应在善治基础上建设理性、生态、有为、法治、民主、协作的责任政府,建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正、市场提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治理体现善治要求的权力分享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治理要求的公平、自由、效率、法治、生态,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与对策分析

在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治理机制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性: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规范的非正式性和道德声誉的重要性;信任的人际性和信任半径的有限性。这三个特征导致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并不必然带来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但是其在小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其在大范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效率。同时,无论是目前主导的政府治理机制还是社会资本治理机制,都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这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并不是矛盾的。社会资本机制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机制的治理能力,同时拓宽污染关系人的参与渠道;政府机制则可以解决大范围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资本机制所不能应对的新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所以,社会资本机制和政府机制中的治理方式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现代乡镇政府治村中的房组织角色——基于江西港村观察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利益多元、需求多样、矛盾纷杂,良好的乡镇治理仅依赖于政治化的组织与资源是难以达至的。乡镇政府治村应避免刚性的行政强制,更多的坚持"民主"原则,采用"谈判"、"协商"的方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特别是整合农村内生性组织资源。而江西港村"房"作为一种由传统宗族演化而来的半现代性组织,兼具传统宗族的文化性功能与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的组织功能,在镇政府治理港村事务中扮演非正式主体角色。因此,探讨房组织这一农村内生资源在现代乡镇政府治村视阈下的角色,以及如何有效整合,意义深远。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构建问题探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赖于健全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制中的"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以及代议制民主中的利益集团理论等为农民表达公共产品需求个人偏好和集体偏好提供了有益指导。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文本与现实的悖离。文章基于相关分析,在借鉴其理论基础上,提出要建立"农民参与、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助"三维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村级民主治理的实践机制与运行基础——基于广西新村的经验分析

当前村级民主正面临着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在村级治理行政化背景之下,村级民主治理的困境在于村民参与动力不足,村级治理的公共性难以建立。对广西新村村级民主治理实践的考察表明:通过村级公共权力再造、村组公共品有效供给以及集体资源的强化管理,村庄治理的公共性能够得以重构,村级治理也能够实现民主化和规范化。当前中西部村庄治理中蕴含着村级民主转型的优势条件和传统资源:首先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为村级民主治理提供组织基础;其次是集体公有制经济为村级民主治理提供内在推动力;最后是乡政村治格局为村级民主治理提供体制空间。     

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内驱力激励：理论阐释、机制构建与实现工具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的假设、理性行动理论成本—收益的分析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权衡博弈的阐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存在行为偏好有限、行为意愿不高以及行为自觉性缺乏等内驱力不足的问题,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实现地方政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合意,需要构建利益契合、政治预期与价值认同的复合激励机制。同时,还需要凭借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来推动激励机制的实现,最终达到激发地方政府生态创新实践内驱力的预期效果。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