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有限性”及超越：基于适配困境的考察

迈向数字秩序的基层治理,如何应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秩序与规则转变,如何进行多主体参与的确权与履责重塑,以超越数字赋能的“有限性”,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与挑战。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中“价值有限性”“结构有限性”以及“功能有限性”的理论性解读,深入剖析实践中基于“目标价值—业务标准—技术应用”的三维适配分析框架,发现技术驱动与赋能延伸在“人与数”“管与治”“整与碎”方面造成了多方供需失衡与规则失配,导致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向“数字负担”演化。应通过理念上重构数字生态价值规范、制度上构建标准化体系、业务上完善系统保障对接、技术上优化基础数据回流共享机制的多维协同耦合策略,不断完善“价值”与“技术”同频的基层数字治理。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政策变迁视角下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逻辑——基于广西A县经验的分析

关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横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分割开来探讨,很少从纵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统一起来考察,忽视了二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及其表现。本文引入时间因素,以政策变迁的视角对广西A县经验进行历时性分析,从政策与试点关系的时序变化中探讨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的推进逻辑,并依据案例建构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时空交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对自上而下输入的宅基地改革试点而言,政策往往会在时间上经历滞后于情景、超前于情景以及与情景相适应三个不同阶段,其背后隐藏着试点运作转型的两种行动空间,即“应激性转型”和“调适性转型”,这种时间和空间来回切换的发生逻辑可以由“时空交接”机制予以阐释。“时空交接”分析框架的建构,实现了对“试点”与“政策”的统一考察,为长时段的宅改试点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试点政策的变迁轨迹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对制度堕距理论、制度适应理论和政策“时空适配”观均有所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调适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其解释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实现基层善治,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改革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呈现出灵活性、自主性、适应性显著特征。与常规治理、专项治理相比较,这种治理行为可称为“调适性治理”。它是以民众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一核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协同优势,注重社会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治理机制创新。调适性治理凭借其治理手段灵活性、治理主体合力性、治理资源统合性,弥补了自上而下行政化治理难以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复杂动态的限度。这促使治理体系更好地进行动态调适,充分激发党领共治动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以及善治能力。     

“政治势能”：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内在图式

为了找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以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传递机理,分析新时代推动制度和政策的落实与执行的重要因素,并充分理解"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深刻内涵及运行机制,本文提出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概念——"政治势能"。基于此,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历程中的政治场域、时空背景和内在图式等三个要素整合在一起,考察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政治逻辑,以期建构一个解释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分析框架。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高四新”战略背景下湖南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应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湖南省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经历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创新发展阶段，目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存在着前沿科技创新治理战略性目标不明确、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对前沿科技领域产学研创新主体缺乏系统认识、创新治理体系中政府治理约束性过强以及创新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基于湖南省现有的资源配置机制，构建和完善湖南省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治理体系，对于提高创新治理效能，贯彻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找回治理的“人民性”:人民建议征集的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北大核心

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找回治理的“人民性”成为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聚焦“找回治理的‘人民性’”这一核心议题,系统考察人民建议征集的发展历程、实践创新、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人民建议征集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目标,通过汇民智、集民情、惠民生和聚民利四大机制实现了公共价值共创;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建议征集以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工具的整体协同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即通过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理念创新、高效联动的治理制度协同以及技术化和柔性化治理工具的融合运用,使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彰显治理“人民性”的制度保障。人民建议征集研究为“人民城市”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     

“制度趋同”：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

基层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治理单元,我国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探究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寻找可行的扩散方案,促成草根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能。本文梳理了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在“组织同形”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制度趋同”这一概念,并结合浙江省龙游县“村情通”的扩散案例,阐释了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类型及其发生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扩散有模仿性机制、强制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路径类型。但模仿性机制易受制于组织关系网络、创新属性及潜在学习者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出现扩散“困局”;上级政府强制力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破局”,上级的组织势能和资源配置权使得村委成员的行动情境发生变化,促使其采纳创新,推动创新得以扩散;上级政府的介入还有助于在创新扩散场域内激发“锦标赛”氛围和技术规范压力,推动草根创新的规范性扩散。“制度趋同”分析框架为理解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同时,本文也拓展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     

县域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对"宁海36条"的观察

基于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对"宁海36条"政策的施行背景、动态演进和实现机制进行观察.研究显示,政策施行之前宁海县域治理呈现"碎片化",具体表现为政策出台分散化、政策执行碎片化、乡村公共服务缺失化、法治机制低效化和社会治理行政化.宁海县域治理的碎片化直接导致了宁海县乡村治理的濒临"失控",宁海县域治理重心下移至乡村".宁海36条"政策施行之后,通过县域层面对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的整合与调整,宁海县域内的治理层级、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五方面均发生变革,宁海县域治理模式从"碎片化政府"转向"整体性政府".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软法如何治理——基于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研究

软法能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可以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确立判断软法的复合标准,体现为软法条文的“弱规范性”和软法制定过程的“强协商性”。对2019年-2021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中90个获奖案例的研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中软法治理的成效和问题并存,需要在中央顶层设计下继续深入实施完善,将政策激励和自发创新结合起来,以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推进软法规范的创新完善,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变迁。     

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理解基层治理的行动转向——基于H镇村级工程流程再造的案例分析

标准化是贯穿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制度工具,具有程序性、统一性、规范性等特征,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目标的偏离。标准化治理蕴含的监督导向、自主性规制以及程序主义等要求和约束,与基层差异化的组织结构、有限的治理资源、复杂的治理情境之间存在张力,导致基层陷入事务性负担加重、资源错配以及规则悬浮等困境。研究发现,与既有的“策略主义”“权宜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变通”“共谋”不同,基层政府主动通过梳理、整合上级各项标准化工作规范的“再标准化”方式,尝试摆脱治理低效的困境。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的实践过程,展示了基层治理在复杂情境下推行国家意志、维护乡—村共同体与动员干部、释放基层活力,从而促成有效治理的行动转向。     

中国“跨省城市区域”的跨界治理体制优化路径与策略

建设跨省级都市圈、城市群逐渐成为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我国跨越省都市圈、城市群纳入统一的“跨省城市区域”范畴,对其基本内涵、治理模式进行了一般性归纳总结,分析了其跨界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跨省都市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跨界治理机构不健全抑或缺乏法定职责权限;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常态化、规模化参与不足;跨区域财税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行政立法及政策差异制约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等。未来,重点要从体制创新、规划引领、机制创新、手段创新、保障创新等方面出发,采取相应的跨界治理行动策略。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