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开创性力作——《中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研究》评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展同步,我国的领导干部制度不断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试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就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最突出成果之一。目前,由于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具有公开性、竞争性、科学性、综合性的优点,它正逐步成为我国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主体制度。然而,有关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研究,多年来一直都局限在     

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依托理论初探北大核心

制度依托理论是政治学制度规范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通常要回答制度确立的必要性、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和制度设计的目的性问题。从这三个基本研究指向出发,本文以为,当代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所依托的基本理论由三个方面构成,即:党的制度建党理论、党的组织领导理论和党政领导干部标准理论。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境界的四个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显著优势,从四个维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境界:一是从哲学基础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主体自觉;二是从方法论看,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意识;三是从价值理念看,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本意识;四是从实践导向看,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意识。     

坚持德才兼备 确保选贤任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学习有感

中共中央最近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央对选拔任用干部的新要求。《条例》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它的颁布和施行,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具有重大意义。     

建构有中国特色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举措──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建构有中国特色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举措──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闫树全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专指对政府行政机关中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的科学化、法制化的现代人事行政管理制度．建立具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监控...     

干部“带病提拔”问题:形成原因与破解之道

大量的腐败案例中,腐败官员"带病提拔"现象较为普遍。干部选拔过程中存在的个别领导干部扭曲干部选拔原则、选拔的动议环节偏离设置初衷而导致选拔主体间的分工发挥失效、选拔过程中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机制不完善以及干部考察中存在监督漏洞等因素,是"带病提拔"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应在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战略方向上,实现价值塑造、制度重构和治理结构的优化:正确认识和坚决执行干部选拔原则,以现代技术手段优化干部选拔机制;推进干部选拔过程的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建立"制约—监督—问责"三位一体的干部选拔监督机制。     

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启动程序的思考

2002年中央以《干部任用暂行条例》为蓝本，在吸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新成果的基础上，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作为我们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工作的基本规章，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推荐、考察、酝酿、决策、任用和纪律监督等环节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对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切实把《条例》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执行好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 ,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条例》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贯彻了中央对干部工作的新要求 ,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成果 ,是我们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基本依据和基本程序 ,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建设一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认真实…     

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孕育、产生及其历史条件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对传统的以委任制为主体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一种改革和创新 ,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 ,它必然要受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构成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产生的政治基础。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的实践与思考

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干部工作整体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近年来,我市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要求,对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的认识。     

浅谈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

为政之要 ,在于用人。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既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又要建立完善有效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科学用人

中共中央最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认真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新要求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扩大民主、强化监督等方面，作出了更加科学、规范和严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构建中国特色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的对策选择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是深化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解决现行党政干部体制弊端的有效举措,是立足实际构建中国特色的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的有效对策.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考任分离制度的构想

如何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逐步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人才成长机制,是建设一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实践课题,本文试就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考任分离制度谈点初步设想。一、考任分离制度的含义所谓党政领导干部考任分离制度是指像事业单位干部职称评聘分离一样,把党政领导干部的任职资格考试与其考察任用相分离,也就是说,某个干部都可以通过报名参加某一级别或某个职位的任职资格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取得某一级别某职位…     

坚决执行四项监督制度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组织部同步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四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制度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低碳经济背景下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长效激励机制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党政领导干部树立低碳理念,尤其需要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全面的统筹观、正确的绩效观。如何把低碳理念科学地贯彻落实到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去,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论文指出了低碳经济对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分析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激励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完善长效激励机制的对策。这对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有利于从政治高度拓展低碳决策理论研究的视野,为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更直接的工作启示和指导作用。     

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的思考

2010年3月，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这项制度有效解决了以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责任主体界定不清、责任情形划分不明、违规失责难以追究等突出问题，为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提供了法规依据，有利于进一步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保证选好人、用好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仍然面临一些难点问题，亟待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最重要的是做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已由党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在印发《条例》的通知中说:《条例》“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了中央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新要求,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成果,是我们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     

创新领导干部能“下”机制的思路与对策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指出，党政干部制度改革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和党政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重点是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其中，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干部“能下”问题，进一步完善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的制度和办法，是当前这项改革任务的难点和焦点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积极倡议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指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就是“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江…     

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协商治理的有效适用及其梗阻破解

协商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有效适用问题,而不是将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社会进行简单嫁接。当下中国协商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协商治理研究的泛化倾向、协商治理主体的权威流失、协商治理官本位思想浓厚、协商治理共识难以形成。破解之策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主体权威、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现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