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对区域性国际组织运用武力的法律控制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问题在科索沃战争后更为引人关注。在联合国宪章体系下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有三种类型。其中 ,集体自卫和授权型运用武力对及时有效地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国际关系实践来看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尤其是授权型运用武力存在着较多问题 ,只有对其实行有效控制 ,才能发挥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方式,由于制度性不足,在实践运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异化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但授权使用武力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中应该成为重要内容,就其法律依据、目的、效力范围、接受授权国家的权限、实施的保障措施等实体和程序性规则作出具体的规定。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探究

《联合国宪章》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同时规定了安理会执行行动和会员国自卫权两项例外。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安理会６７８号决议又提出了“授权”使用武力的问题。这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以武力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范式。本文通过对宪章有关条款及实践的分析认为:授权使用武力是安理会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建议采取的行动,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安理会的这种建议自愿决定是否动用武力,会员国在安理会授权下动用武力一般属于单独或集体自卫性质;但这种使用武力不仅要受一般国际法有关条件的限制,还要受授权的军事目的的限制,安理会不仅可以授权使用武力,也可以通过决议要求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包括自卫;安理会在控制一切武力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本文还对“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动用武力的问题做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问题。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法笔谈会

饶戈平 :按联合国创立者们的设想 ,联合国的首要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防止新的战争爆发。为此 ,《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制度 ,其中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以及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在这一体制下 ,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 ,经由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普遍性政治组织 ,共同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而主要的执行机构则是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特别是其中的五大国被授权承担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联合国宪章》规定 ,安理会不但担负着主持和…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

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回击往往是使用武力。《联合国宪章》第 2条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但按照现行国际法 ,国家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 :一是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二是国家行使自卫权。本文以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为例 ,论述了国家使用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基础 ,以及在使用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时在国际法上受到的限制。     

试论国家境外武力反恐的合法性

国家实施境外武力反恐主要有安理会授权实施境外武力反恐、以自卫为名实施境外武力反恐、经他国邀请实施境外武力反恐、单边主义实施境外武力反恐等四种情形.在现行国际法下,经安理会授权实施境外武力反恐和经他国邀请实施境外武力反恐的合法性明显,但以自卫为名实施境外武力反恐合法性存疑,采取单边行动实施境外武力反恐更是缺乏法律依据.因此,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和完善安理会主导的境外武力反恐国际法律制度,明确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的界定标准,完善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明确境外武力反恐的对象以及需要遵循的适当性原则.     

安理会默示授权使用武力理论的非法性

安理会"默示授权"使用武力,是一些国家在没有得到安理会明确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寻求的一种使自己使用武力的行为合法化的理论,其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无论是安理会,还是国际法院,也都未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或裁判。除了《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安理会执行行动和国家行使自卫权以外,使用武力必须有安理会预先的明确授权(明示授权),否则将导致会员国无限制使用武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在安理会的决议文本及行为皆不明确的时候,任何会员国不能通过对决议文本的宽泛解释推断安理会的意图,得出"默示授权"的结论。同时,安理会也应当加强其决议用语的法律性、明确性,以提高决议内容的识别性和可操作性。     

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国际法律秩序的前途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命运。通过对美国武力反恐政策与实践在国际法学界引发的争议、国际法上自卫权规则和安理会授权武力强制措施的适用性、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对自卫权理论和规则的发展方向的影响 ,以及联合国在武力反恐中的作用等问题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现有国际法理论和规则并不完全支持武力反恐 ,但是完全排除受害国使用武力反恐既不合理也不可行。为了既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又不滥用武力 ,现行国际法和联合国体制都需要改革 ,以建立一个由和平措施和武力措施共同构成的反恐机制。     

联合国维和部队武力使用之国际法问题研究

维和行动在国际争端解决、冲突化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维和部队武力使用规则作为维和行动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其经历国际社会多次探索革新后逐步形成完善的体系架构,但其在武力使用合法性、武力使用限度及相关责任归因等问题上仍值得国际社会继续探究。中国军队自1990年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以来已走过30年维和历程,其作用发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已日趋明显。     

区域组织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挑战——对20世纪主要国际事例的简要法律评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为使后世免于再次遭受“惨不堪言之战祸” ,建立了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以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但是宪章中确立的这种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主、各区域组织为辅的集体安全体制并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其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 ,区域组织在实践中对安理会权威的侵蚀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在实践中区域组织究竟是如何通过强调宪章第 5 1条所规定的集体自卫的权利、对宪章第 41条和第 42条的狭义解释、对宪章第 5 4条规定报告制度的严格限制、以所谓的默示授权的强调和利用以及对宪章条款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利用等方式逐渐削弱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权威。     

美英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国际法分析

美英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伊拉克人民再次蒙受战争带来的损害,而且会给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将深刻地影响到今后的世界格局。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国际法思考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建立在以安理会为核心、以联合国为基础之上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面临新问题时显得危机重重。国际情势的变迁,严重震荡着安理会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确立的权力秩序,与此相关,国际法律秩序也遭遇严重挑战。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各有利弊,其中涉及诸多的国际法律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安理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并期望由此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From Justus Hostis to Rogue State the Concept of the Enemy in International Legal Think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ing image of war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In classical international law, the ideal typical image of war was a duel between equal states, represented as 'magni homines', This conception of war was based on a particular reading of the sovereign equality of states and a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emy in war. Due to the attempts to outlaw war and the growing enthusiasm for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this image of war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se of force is increasingly defined as enforcement or a preventive action against wrong-doers, risk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or against 'rogu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sovereignty and war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underlie this changing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enemy.     

关于国际医疗援助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流,但日益加剧的地区冲突和突发自然灾害引发的严重平民伤亡未能完全幸免,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国际医疗援助亦方兴未艾。然而,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性等方面均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加之援助国与受援国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目标的冲突,国际医疗援助在如此特殊条件下开展工作,势必会遇到一系列的法律冲突。分析国际医疗援助的现状和组织机构,探讨国际医疗援助中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和当前国际医疗援助面临的法律障碍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核武器扩散、核能利用安全、核恐怖主义问题是当前国际核安全领域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亦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命题.解决该问题需要各国超越政治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实现真诚的谅解和持久的合作,建立国际核安全法律机制.现有的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是以限制核能军用、促进核能民用的国际法律文件为基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组织核心辅以多边及双边实践的初具规模的体系,然而该体系仍有诸多不足.完善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需要:改善核安全机制的法律基础;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效能;建立稳定、合作与互信的国际安全大环境;在集体安全的框架里,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     

Coercion and justification: a global public reason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the only international body capable of authorizing the use of force in cases other than self-defence. Its main mission is to protec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his has been reinterpreted in recent decades to includ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situations of grave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s well as to allow it to exercise legislative powers. Given this extraordinary range of functions, it is worth asking whether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justified in their exercise. Shoul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ntrust such power to an institution with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a distinctive tradition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 namely, the public reason tradition – for judging the adequacy of some of the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 show that the scope of authorit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s well as some of the proposals for reform, can be challenged on the basis of an emerging global public culture.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学批判

“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是 ,《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 ,“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 ,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 ,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 ,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 ,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 ,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 ,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 ,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 ,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和平利用海洋与海上军事行动

和平利用海洋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题。《公约》通过限定海洋活动形式、规定海洋争端解决方法以及倡导加强国际合作的方式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海洋并不意味着禁止一切海上军事行动,但也确实对海上军事行动构成一定的限制。为实现海洋的和平利用,各国的海上军事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规定。此外,加强海上军事互信与安全合作也是解决有关国家海上“安全困境”,维护海洋和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