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请你们不要在海外“内讧”了

随着央企加快“走出去”步伐，困难和风险也在增加。其中，央企海外恶性竞争引起了国资委的重视。一位资源类央企负责人表示，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恶性竞争，一方面抬高了交易对象的价格，另一方面，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形象。     

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央企上缴红利的具体比例如何设计，似乎已由行政意志与央企之间的博弈来抉择，这样的决策机制具有偶发性与不可持续性。” 11月5日，财经评论员马红漫撰文指出，尽早建立一套央企红利上缴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规避利益主体主观意识对公平分配的干扰。     

张卓元:如何重建改革秩序

推进改革必须力排利益群体干扰
　　《检察风云》：2015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改革将涉及72家央企负责人，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有分析称，此次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降薪，而是薪酬结构调整和优化，也是撬动国企改革及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支点。对此您怎么看？     

反垄断剑指央企真相

反垄断法颁布3年，如今首指央企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利益考量？     

声音

两部委联手规范央企上市公司严守三条"禁令"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在由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规范与发展大会"上表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要严守三条"禁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假账,不能以虚假信息误导市场,欺骗投资者;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谋取非法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事情,不能让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死灰复燃。     

前门·后门·旁门

最近，国资委召开分配管理工作会议，将对央企领导人职务消费进行摸底调查。这让人想起国资委领导同志在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时曾经说：“前门一定要开，后门一定要关，旁门一定要清。”这话很有嚼头，虽然是针对央企负责人所说，但对所有领导干部都有参照意义。     

纳税人对央企的期待

央企不仅有中央政府背景，从根本上说它们还应当是代表着广大的纳税人利益，政府代表纳税人对这些垄断行业进行投资，主要不是为了圈钱，而是为了履行公共责任和保持国家对其的控制力，最终是为了增进全体纳税人的福祉     

78家央企被令退出房地产业务

央企重组地产业务，漩涡暗涌。国资委规定78家央企制订退出房地产的时间表临近尾声。一批央企地产股权正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之中。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规制--兼谈职权主义的运用

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既涉及商标权人的利益，也涉及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在此类案件的审判中应强化职权主义，防止因过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原则，损害公众利益，损害司法的形象和权威。     

夸不够的好民警

这封群众来信反映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群众的眼中，这“小”事却不小，它体现的是公安干警的风貌，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今年，江泽民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为河南公安干警题词：“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做党和人民利益的坚强捍卫者。”这实际上也是对全国公安干警的要求，也是对所有国家干部的要求。每一位人民公仆都应时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用实实在在的一件件“小”事，展现出“党和人民利益的坚强捍卫者”的形象。     

三种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之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诉因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刑事审判对象是诉因,法官和检察官原则上无权变更诉因;大陆法系公诉事实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法官有权在公诉事实同一的范围内变更指控罪名;日本公诉事实同一下的诉因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刑事审判对象是诉因,检察官有权在公诉事实同一范围内变更诉因。三种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之间的差异导致它们在不同诉讼价值的实现上各有优劣,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上的差异根源于审判方式上的差异。随着审判方式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小。     

司法理性之语义分析

司法理性的主要语义是指法官的理性，另一种语义是指司法制度的合理性。对司法理性的特征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概念的进一步界定：目的性是司法理性的首要特征，确定性是司法理性的价值取向，实践性是司法理性的本质，保守性是司法理性的内在特征，论证性是司法理性的外在特征。     

民主·宪政民主及其低度程序法则

人是民主的目标,任何意义的民主都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政府是民主的载体,民主是引领政府走向人道的唯一方法。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竞争性的选举,但选举仅仅是一种低度的民主形式。宪政民主乃民主体制与宪政主义的有机结合,使它得以运转的低度程序法则,正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低度标准。     

权利思维方式论

权利思维方式不同于以义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泛政治的思维方式 ,它作为法治条件下的思维方式 ,强调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出发点 ;个人权利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源泉 ;权利优先于义务和责任 ;真实的权利始终是个体性的权利 ;个体权利优先、基本权利优先是处理权利冲突进行权利选择的基本原则。权利思维方式的展开路径是 ,权利的合理性优先于权利的合法性、权利的现实性优先于权利的理想性 ;权利的实现优先于权利的救济 ;权利的保障优先于权利设定 ;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并重。     

“心理教育”质疑——兼论“心理健康教育”的逻辑悖论

在中国,心理教育开展的轰轰烈烈,但是心理教育是什么却没有定义.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教育是人存在的形式之一,而人又是观念的集合体,因此,无论一个人心理健康还是不健康,它们都是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其实,心理教育是一个虚假命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实施心理教育的结果只能够增加更多的"心理不健康"的个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论犯罪化过程的阶层化构造——从社会危害性到法益侵害性的进阶

犯罪化的过程即犯罪范围的选择,事关刑事立法的正当性,而这首先与犯罪的本质特征相关。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分别属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犯罪概念的本质特征,各有其特征、作用。犯罪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从社会危害性到法益侵害性的过程,将这一过程进行阶层化构建,有利于强化刑事立法的正当性：第一阶层检验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即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深度冒犯和高度危险（风险）。第二阶层检验将该行为犯罪化是否具有公众认同基础。第三阶层检验将其犯罪化是否符合效益原则。     

论宪政与自由——以自由主义为视角

宪政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体制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事实上都是自由体制.宪政与自由有着密切的关联,宪政是自由的内在要求,自由是宪政的本质目的.     

举证责任的确定性

在民事诉讼中 ,举证责任是由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当案件的性质确定之后 ,举证责任即被确定。它在诉讼过程中是不可能转换的。具体地说就是 ,在一般民事案件中 ,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 ;在特殊民事案件中 ,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不可能出现原本是原告的举证责任转换到被告的情形 ;也不可能出现原本是被告的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的情形。     

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及其缺憾与完善

中国刑法规定的“没收”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和非刑罚性质的没收。没收刑制度在中国刑法中虽然予以了保留,但其存在也必然深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完善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制度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废止没收财产刑;二是将没收作为一种独立处分,以“对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的名义单列;三是设立追征制度;四是对没收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规定没收补偿制度和没收替代制度;五是开展刑事没收的国际合作。     

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国家责任

社会契约是一种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存在原理。其基本划分是社会契约与政府契约,其理论旨趣是探究国家何以合法与社会何以可能,其理论形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变奏。但其基本精神始终不散:国家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基于人民的委托;反过来,政府恪守承诺、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无可推卸的国家责任,也是国家与政府合法性之实质基础。社会契约虽非历史的,但不减其合法性判准的实践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