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廉洁刍议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国家机关和公共机构中却出现了为群众非常不满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少数行使国家权力和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作之便,贪污公款公物、索贿受贿,非法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牟取暴利、利用公款公物营造私房、假公济私挥霍浪费国家财物等等。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存在产生贪污腐败的土壤,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贪污腐败现象反而有扩大蔓延的趋势呢?情况比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同时还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例如,封建思想的     

建构抑制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有效制度

建构抑制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有效制度海南省监察厅厅长吴振钧内容提要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产生于个人对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而权力的滥用或失控，原因都在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严密制度。因此，需要建构一套有效的制度。一是减权；简政，堵漏，改革管理制度，把权...     

交管权力“走私”折射部门潜规则

部门潜规则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也助催了交通事故救援与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等相关“产业”的兴盛。一些交通管理部门看到其中隐含的“巨大商机”，将部门权力、公共资源“潜移默化”为部门垄断利益。     

论遏制公共资源流失的执法保障机制——以公共资源收益权和行政执法权的纵向配置为视角

我国公共资源加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同时行使公共资源收益权和行政执法权而导致保护公共资源的法律形同虚设。为保障执法的中立性和有效性,在上下级政府间配置公共资源收益权和行政执法权时,除了应遵循事务影响范围与行使监督权力的选民范围相一致、事务的重要程度与权力行使者的级别相匹配以及辅助性和正当程序等原则外,还应采取"两权分离"模式,建立两权分离机制。该机制的具体内容是:原则上应将收益权向上级政府倾斜,执法权向下级政府倾斜,并由上级政府保障下级政府的执法经费。在两权必须同属中央政府时,应建立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体系,将公共资源特许费交给公共资源基层管理单位实行专款专用,引进包括公共资源特许管理咨询委员会等在内的公众参与机制,并通过完善中央层面的横向制约机制来弥补纵向制约机制的不足。     

试论我国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兼论西方“特别权力关系”

一、西方的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可以追朔到19世纪德国宪政上的国家法和行政法理论（奥托·迈叶尔等）。一般行政关系只包含公民的一般义务，而特别权力关系涉及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通过强制或自愿地进入并在特定领域内确立，它被归入内部行政因而不受法律调整。因此以往被称为“法治国家的丛林”或“法治国家未被开拓的领域”。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一部分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他与国家权力主体不适用一般国家与国民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权利性质不同。     

论权力的异化与制约

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权力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腐蚀人。当前，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论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性与政策性

经济权力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经济权力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法法权的一部分。经济权力分为国家经济权力和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本文仅对国家经济权力进行探讨,分析了其具有区别于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的重要特点——经济性、政策性,论述了经济权力、经济及政策的互动性。希望为经济权力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     

烧香反腐：无奈中透着滑稽

信仰缺失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没有信仰，人的欲望就像脱缰的野马，祸害社会或他人。非分欲望对社会的危害，与个人的公共权力大小成正比。掌握着公共资源分配、调配权力的官员，其欲望只有受到限制，才谈得上“公正”二字。对欲望的限制，     

论作为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监察权

在制宪过程中主权权力被转化为宪法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宪法权力具有最高性，其行使主体是宪法上的国家机关。传统上宪法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类型，以实现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腐败现象日益频发，创制一种旨在反腐的新型宪法权力乃时势所趋。我国2018年修宪创设监察权，就是因应加强反腐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廉政型宪法权力，监察权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是监察与被监察的关系。实践中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权因而具有党政一体性，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乃是它的基本使命。监察权的此等特性，意味着它超越了传统的宪法权力理论框架，标志着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诞生。     

论行政案件的受理标准

人权是“人该有之”、也是“人皆有之”的权利。但不一定是人人皆能实际享有的权利。因为它可能受到他人、特别是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权的最大威胁也往往来自国家权力。社会主体之间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是仰仗国家的政治。     

以科技手段预防腐败的实践思考

为探索运用科技手段预防腐败新路子，山东省青岛市积极围绕行政审批权、社会公共资金管理权、公共资源交易权、民生工程等重点领域，通过建设重点领域权力运行网络系统和行政综合电子监察系统，初步实现重点领域权力运行网络化管理和电子化监督，有效防范了腐败问题的发生。     

亚洲国家和地区受贿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亚洲国家和地区受贿罪立法的比较研究赵秉志，黎全阳，颜茂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对受贿问题相当重视，把反受贿作为反贪污腐败的一项主要内容，不仅在各国及地区的刑法典中有受贿罪之规定，更往往以单行特别刑法的方式突出对受贿罪的惩治。为从...     

“贪玩”司长绝对权力下的相对腐败

如果贪污腐败有规律可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反腐败“铁律”。尽管以制约权力为己任的《行政许可法》在中国已经颁布实施，但只要行政许可的程序没有公开化、规范化，手里掌控着行政审批大权的部委司局长们就一再上演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故事。     

检察权及其实施主体若干问题研究

检察权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对宪法、法律统一、正确执行进行监督的权利，是国家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检察权伴随着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干预、制衡国家其他权力，特别是制约司法权、行政权的职能日趋显著。检察权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     

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国外是怎样反腐败的》《中外名家论廉政与反腐败》

《外国监察──国外是怎样反腐败的》：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即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并存），腐败现象的突出形式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即权钱交换。现代西方国家建立了各种負有不同反腐败功能的监察制度和各种经济监督制度，来分别控制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各种非法运用行为和（企业）金钱的种种不正当乃至非法竞争活动。另外随着国际在各国的投资与流动，跨国经营的扩大，治理国际商业贿赂也成了各国合作的重大任务。该书以“国外是怎样反腐败的”为主线，以每种反腐败机制为章目，分十三章全面清楚地介绍了当代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反…     

新修订代表法六大亮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人大代表是人民依法派往人民代表大会的光荣使者，是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行为主体。代表的主体作用发挥得如何，使者使命完成的怎样，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有效实现。     

浅议规范行政权力

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行政领域的腐败大多是由行政权力滥用和行政行为失范造成的，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公权私用，违背公共权力的宗旨，把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权变成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索取权；专权独断，权力缺少明确界限和有效制衡，不同程度地集中在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上；超越权限，行政机关职权任意扩张，超越法定权限；权力缺位，行政机关或人员不行使职权，     

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

经济宪法学以财产权为基石范畴 ,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理解为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冲突 ,并把这一冲突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中考察。财产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权利保障首先要承认和保障个人的财产权。财政权是国家经济权力乃至一切权力的根本 ,实行宪政必须建立对财政权力的约束。     

国家与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服从于社会，并要服务于社会。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同一方向，这就要求在改革中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精简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职能。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步转移，也就是通过不断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实现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合理配置，逐步完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和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创造社会能够收回国家权力的条件。这是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出发点。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及其危害表明，国家放权于社会，应是全方位的放权，主要包括：党放权于政；政放权于企；中央放权于地方；上级放权于基层     

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规范基准研究——基于经济法理念的思考

目次一、政府经济权力及其经济法规范二、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中的民众和市场角色三、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民众公益规范基准四、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市场机制规范基准五、结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关涉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以及国家稳定的大局。而彻底廓清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的配置关系,则是解开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戈尔迪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