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老年人犯罪研究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不容忽视。国外大都有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殊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我国具有悠长的历史,但现行刑事立法并没有相应体现。从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正当性根据、刑罚本质属性来看,都应该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从宽"应该体现在实体性保障与程序性保障上;另一方面对于主观恶性较深或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老年犯罪人,应该"从严"。     

略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影响广泛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治严厉惩治的重点犯罪之一,这就决定了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以严为主的原则。但打黑运动亦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不能盲目的扩大化,要确立明确的标准,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两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要施行区别化对待的原则,对一般参与者从轻处罚或者进行非罪化处理,对自愿退出组织者给予鼓励性措施,从而取得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最佳社会效果与最佳法律效果。     

浅析对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

《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采取宽宥的量刑态度,符合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减弱的客观情况,既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又是中国法律“恤刑”传统的表现.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老年人犯罪的概念与主体分类研究

老年人犯罪是我国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所要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对老年人犯罪的一些基础性的问题,目前的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老年人犯罪的概念的进一步澄清和对老年犯罪人的分类的研究也就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探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的考查

在我国,由于农村人情浓厚,厌讼心理根深蒂固,农村纠纷解决的司法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私了"现象频现。有针对性地在农村犯罪的处理中开展刑事和解,对农村犯罪"私了"给予相应的法律规制和引导,有利于将农村犯罪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阳光化,既可以更好地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符合农村人情社会的特点,又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有约束力的协议。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农村法治的重要保障,无论对于加害人、被害人,还是社会,都是有利的。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拘役刑的完善

拘役刑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是刑罚种类由轻到重过渡的桥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拘役刑的适用率普遍较低并且增速缓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拘役刑的主张.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是极为不符的,也违背了当今世界刑罚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应当对我国的拘役刑进行完善,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刑罚种类.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过分强调犯罪记录的警示作用可能阻碍未成年犯罪人积极进行改造并重新回归社会,并会对其人格重塑和思想改造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能够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提倡的非刑罚化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惟其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才能够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以实现制度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完美配合。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过分强调犯罪记录的警示作用可能阻碍未成年犯罪人积极进行改造以重新回归社会,并会对其人格重塑和思想改造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能够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提倡的非刑罚化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惟其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才能够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以实现制度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完美配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代精神解读

宽严相济政策是基于历史的承接、现实的反思和时代的发展这一动态过程，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提出的指导运用刑罚方法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刑事政策。对这一政策所蕴涵的时代精神做正确解读，必须立足于其提出的现实政治根据，并据此厘清该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深刻领会其指导价值，正确把握其基本导向。对这一政策所蕴涵的时代精神的理性解读，不仅有助于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提高贯彻的自觉性和执行力，而且也有助于明确中国刑事法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蕴涵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是我国刑法实现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不仅是一项立法原则 ,也是一项司法原则。这一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含义 ,即立法层面的罪刑相当和司法层面的责刑相应。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实现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刑法实现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其实现需通过对制刑、量刑、行刑阶段的全面规范。     

“宽严相济”视野下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反思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是正确处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我国资格刑的新解读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最强烈的时代主题。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时而出。这一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色彩,在刑罚结构上其指导思想是轻缓。我国目前重刑化的刑罚结构不利于该政策的实施。就资格刑而言,其对某些犯罪的惩罚与预防是足够的,并且具有积极的刑事政策价值。而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存在着内容设置不科学、缺少剥夺行为人特定职业资格等问题,应当进行完善。     

强迫劳动罪与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罚尺度辨析

强迫劳动罪和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从现行刑罚尺度上看,强迫劳动罪的刑罚较重,但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法益保护位阶较强迫劳动罪更具优先性,且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避免罪重刑轻,应对雇用童工从事危害劳动罪的罪行幅度进行调整,提高其最高刑刑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差异反思

我国现阶段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西方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产生背景、内涵、具体刑事政策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二者的实质不同.这种差异的产生跟其各自面对的不同犯罪刑罚模式、刑罚理念的转向和背后所反映的价值现有关.立足于我国社会现状,结合对犯罪是不可消灭的理性认识,只有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侧重于宽的一面才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     

论在行刑中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精神——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刑事政策,监狱作为刑罚执行的主要机关,必须将这一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化。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宽严相济政策,有助于监狱工作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加快监狱体制改革步伐,在刑罚执行、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生活卫生和社区矫正等行刑活动中充分履行职能,科学认识罪犯,文明公正执法,实现行刑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和最优化,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罪责刑相适应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我国刑法学主流观点将刑法第5条的规定视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这种理论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与误区。首先,在提出的背景上,其曲解了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的内在关系;其次,罪—责—刑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再次,其对罪刑相关因素的内涵界定存在着自相矛盾;最后,其加剧了刑法功能的冲突升级,并最终肢解了刑法功能。从维护我国刑法学体系协调的立场出发,应当终结罪责刑相适应理论,重新回到罪刑均衡的时代。     

《罪与罚》中的犯罪学思想

《罪与罚》是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品中，作家讲述了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面对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选择了铤而走险去杀人及其杀人之后和面对刑罚的心理过程的故事。从一个层面看，《罪与罚》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罪与罚》中的犯罪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将犯罪的概念划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犯罪两种，但是实际上这两种犯罪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至于犯罪原因，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原因可以从犯罪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来考察。犯罪预防的困难之一是如何预防再犯或累犯。     

犯罪与刑罚效益论——波斯纳刑法理论解析

波斯纳的刑法理论是以"效益"为中心,运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犯罪和刑罚问题,可以概括称为"犯罪与刑罚的效益论".他认为每个罪犯都是理性的计算者,而其犯罪行为都能够从经济的背景上,在利益的驱动中找到合理的原因.正是对犯罪经济原因的深层分析,才能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合理方法,而最佳的刑事制度,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机会成本、查获几率、惩罚严厉性等其它相关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