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过当概念探微

刑法学界对防卫过当的定义有失科学 ,这源于学者对我国刑法第 2 0条第二款规定的错误解读 ,该规定不是对防卫过当的定义 ,只是对其中构成犯罪的情形做了规定 ;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是“不得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而不是“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防卫过当既可以构成犯罪 ,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 ,还可以成立意外事件 ,其主观上可以欠缺过错 ;防卫过当可以存在假想防卫中 ,成立假想防卫过当     

假想防卫过当研究

假想防卫过当理论,在我国传统理论中基本上是附属于假想防卫理论来进行讨论的,相比于防卫过当和假想防卫,对假想防卫过当的研究甚少。假想防卫过当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并不是假想防卫与防卫过当理论的简单竞合,借鉴日本刑法学现有理论成果,假想防卫过当在主观责任方面和量刑方面都与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有所区别。在司法实务当中仅凭假想防卫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假想防卫过当行为,只有运用假想防卫过当理论才能妥善解决相关行为的责任形式和刑罚裁量问题。     

假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及法律责任

假想防卫过当的情形复杂多样,根据行为人对不法侵害事实的误认有无过失以及对"防卫"过当事实的认识情况,结合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成立故意犯、过失犯,也可能被认定为意外事件。意外事件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具体情形下的故意、过失犯罪不能一律适用防卫过当减免刑罚的规定,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形对行为人适用刑罚,确定一个与普通故意、过失犯罪、假想防卫的过失犯罪相协调的处理原则。     

防卫限度的裁判规则考察与重述——基于2014年-2018年裁判的实证分析

考察2014年——2018年防卫过当裁判案例,发现我国防卫过当司法认定的主要问题在于欠缺规范评价理念而未经具体判断,以持械防卫且造成严重后果直接认定防卫过当的倾向非常明显。防卫限度的认定应分为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并进行合并判断,行为限度的判断以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作为衡量标准,"必要限度"是指防卫措施是客观保护法益非有不可的,强调保护法益"必需性","明显"是指易于感知的防卫强度大大超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最小强度,"重大损害"应界定为重伤或死亡,且为防卫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     

结果无价值论视角下的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研究

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的认定,关系到防卫过当的正确定罪量刑,对司法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防卫过当在不法层面所具有的防卫性及过当性的双重性质,必然在责任层面有所反映,导致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的认定纷繁复杂。基于结果无价值论的违法性本质,应当采取防卫意识不要说,实质地解读我国刑法故意的概念,积极地判断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期待可能性。根据防卫意识的有无,可以分为有防卫意识的防卫过当、偶然防卫过当以及假想防卫过当等三种情形,讨论防卫过当的责任形式。防卫过当的责任形式包括过失与故意,在有防卫意识防卫过当以及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为与防卫意识相协调,一般情况下宜认定为过失,而在偶然防卫过当的场合,一般情况下认定为故意。     

防卫过当功能的再认识

防卫过当并不以正当防卫为前提和根据,如果确定防卫行为由于限度超过而成立防卫过当,则当然排除正当防卫的存在。防卫过当不具备犯罪构成的实质定罪功能,其定罪导向意义在于,为成立防卫过当的基础行为认定为犯罪提供一个方向性引导。防卫过当的正当防卫排除、定罪导向和量刑参照三项基本功能在逻辑和司法适用上呈层级递进关系。对防卫过当功能层次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防卫意图及其认识错误

防卫意图是正当防卫的主观内容,防卫意图包括防卫认识和防卫目的。构成正当防卫需要有防卫认识,但不需要防卫目的。防卫认识包括防卫起因认识、防卫时间认识、防卫对象认识和防卫限度认识。防卫起因认识包括需要认识到不法侵害不是由于防卫人自己或被害人的行为所招致。防卫限度错误是防卫过当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误将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当成有责任能力的人予以反击,不属于防卫对象错误。     

正当防卫限度之判断基准

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不一。其根源在于:刑事政策的错误指引、防卫限度的解读误差以及《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模糊定位。此三者具备内在一致性,刑事政策应撇弃"维稳"色彩回归"犯罪预防"功效,进而防卫限度应遵循二元论的分析路径、《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定位应明确为注意规定,使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统一化,防止司法实践适用错乱。基于此,认定防卫过当应以同时满足防卫手段的不适当性以及防卫结果的明显过当性为标准,讲究综合性。单纯的手段明显过当或者结果明显过当均不宜认定为防卫过当。     

论防卫过当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且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防卫过当行为构成了犯罪,符合我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构成防卫过当的关键因素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特殊防卫制度既是对正当防卫的一个补充,也是对防卫过当范围的一个限制,它体现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思想,是对人性弱点的一种包容。     

防卫正当与过当的甄别判定

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是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对正当与过当的准确判定,关系到行为人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本文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入手,强调完整把握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具体分析防卫限度,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实事求是地作出法律评判.     

论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

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议。对其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司法认定还是刑法理论都有重要意义。认定假想防卫罪过形式应从分析故意和过失各自的实质含义着手。有罪过的假想防卫不可能是故意犯罪行为，而应当是过失犯罪，其罪过形式不仅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还应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     

逆防卫质疑与犯罪人保护的思考

本文主要论证不法侵害人对防卫过当行为拥有逆防卫权的这一制度构想的缺陷 ,但同时强调了应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 ,对无限防卫权予以严格的限制     

论偶然防卫的可罚性

偶然防卫与正当防卫紧密相关。对于偶然防卫是否具有可罚性，争议较大。分析、考察偶然防卫具有可罚性的通说理论和否认偶然防卫具有可罚性的新说，可以得出偶然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的结论，因此，具有可罚性。     

民事错误制度之形态辨析

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的要素,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真实性的瑕疵,错误作为一种意思表示瑕疵,既涉及表意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保护,又关乎相对方信赖利益的维护。在意思表示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动机错误、内容错误、表示错误、传达错误、计算错误等,他们因为符合错误的法定形式皆有可能获得法律救济,而法律错误一般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重新定性——以“假想防卫”为例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问题在我国刑法通说上一直被简单地按照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来处理的,但是对于这个似乎没有太大争议的观念下依然有着一些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比如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到底是否属于事实错误,以及直接按照事实错误的原则来处理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这无法解决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行为的恶意的共犯问题。以假想防卫为例借鉴"法律效果的限制责任理论",可以重新认识和解决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问题。     

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策略之把握嫌疑人身体语言和微表情

口为心苗、言为心声,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情绪情感则是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态度的体验。只有客观刺激与内在需要相符合才会产生愉快的情感,相斥则不悦;下意识的身体反应、微表情更是人真情的自然流露。职务犯罪人接受讯问时的身体语言和微表情,是其自我保护机制在讯问的特殊情境的刺激下的特殊反应。认真观察、领悟、建档以及观察的常态化、习惯化,方能把握职务犯罪人的心理,突破其心理防线。     

论刑法中的包摄错误

包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要素理解错误,误认为自己所为行为不能为刑法所包摄。从法律效果上来讲,包摄错误不构成事实错误,但是有可能构成禁止错误。反面包摄错误作为幻觉犯的形态之一,不构成犯罪。     

防卫致死不负刑事责任应如何把握——兼论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修正与完善

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并将成立正当防卫与符合犯罪构成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不利于分析、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其实,正当防卫并不排斥事先做好防范、准备的情形,在防卫行为中亦可并存有伤害的意思。借鉴德日刑法学递进式＂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理论,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违法阻却事由）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并列作为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     

政府自利性的逻辑悖论

政府自利性的泛滥表明,政府在自身发展中始终没有处理好权与利、任务与责任、绩效与报酬的关系问题,是政府自我控制能力弱化的表现。要把握政府的本质,就应该全面认识政府,看到政府官员私域行为与公域行为的巨大差别,“政府人”始终处于“资源人”与“社会人”两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