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毒品犯罪所侵害的法益

毒品犯罪法益研究对毒品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大的意义。现有的关于毒品犯罪法益的诸多论述是错误的,会让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产生混乱,也没有办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文章认为,毒品犯罪的法益是社会有机体的公共健康,我们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应当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之上进行。同时,毒品犯罪的法益又是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不能进行僵化的理解。     

对刑法中法益侵害说的检讨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是关于违法性本质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解说。当这两种学说被介绍到我国以后,我国有学者提倡法益侵害说,并试图以此来重构我国的犯罪论体系。诚然,法益侵害说自有其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法益侵害说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解释法益时不具有稳定性,在违法性的解释上离不开生活伦理道德,以及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会遇到困难。     

防卫行为与第三者法益侵害

防卫行为侵害第三者法益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防卫行为的结果发生于第三者,对此应采用综合分析说,视具体情况分别成立紧急避险、假想防卫或普通犯罪。第二种类型是侵害者利用第三者之物,防卫者反击时损害该物的情况,这应成立正当防卫。第三种类型是侵害者将第三者的人身作为工具加以利用,防卫者反击时伤害到第三者的情况,这也属于正当防卫,但在成立条件上应从严解释。第四种类型是防卫者利用第三者之物导致该物损害的情况,对此需视情况分别成立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     

社会危害性说地位之确证——以批判法益侵害说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危害性说一直居于刑法学的帝统地位。近年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不少学者主张以法益侵害说取代社会危害性说。但实质上法益概念具有多义性，极易落入形式概念之泥沼，实难以担此重任。可以说，在当前中国刑法学语境中，社会危害性说更胜一筹。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法益关联性确证

有关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定性问题,应坚持"抽象危险犯说"的观点。对抽象危险的判断不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必须从实质层面来考察虚开行为与法益之间是否存在必要关联性。基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中虚开行为与法益之间存在逻辑断层的事实,在解释"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及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时,引入具体危险性犯与广义预备犯中法益关联性的确证规则,有效实现虚开行为危险性的聚焦收束,防止对刑罚权的过度限制或过度放纵,最终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界定在合理范围内。     

见危不助犯罪化的法益判断

2011年下半年的“小悦悦”事件,再次引起学者们对见危不助是否入罪这一论题的讨论热潮。一时间将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呼声高涨。另有学者认为,见危不助入罪应慎重,以免法律过度侵犯公民权利。笔者结合国外相关规定,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切入,对见危不助犯罪化的法益进行判断,得出见危不助是否应该入罪的见解。     

论刑法法益的功能

刑法法益是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刑法法益的学说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时期,并不断发展、成熟。文章在回顾法益学说的沿革和法益概念之后试着理解刑法法益在犯罪本质、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功能。     

论行政犯侵害的法益

行政犯侵犯了刑法秩序和行政法秩序,法秩序属于法益。行政犯的主要属性是行政违反性,规制行政犯主要是服务于实现行政上的利益,行政上的利益属于刑法的法益。规制行政犯所追求的行政上的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派生性生活利益。行政犯所侵犯的法益以派生性生活利益为主,刑法秩序和行政法秩序为辅。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再论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本质理论的批判

针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批判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否定社会危害性的观点还是用其他概念替代的观点,如法益概念,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真正有损于犯罪认定的,并不在于这一概念自身的内容是否具有规范性,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刑法学的研究不应纠结在何谓犯罪本质上,而应围绕着犯罪成立要件而且围绕着确认犯罪成立的最后一项要件展开。以社会危害性说为代表的犯罪本质论,实质是将追问犯罪的本质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依赖于对社会危害性的笼统证明,这损害了犯罪认定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只有取消社会危害性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才能在犯罪认定标准中确立真正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无被害人犯罪

无被害人犯罪是犯罪学上的一个特殊类型,对之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究是否能够对之进行非犯罪化,因此在刑法学上属于＂待非犯罪化＂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并非没有被害人,而是当事人不认为自己是被害人,因此,无被害人犯罪能否被犯罪化在于该种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     

论受贿罪的法益

法益是研究受贿罪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和主流学说对受贿罪法益的解释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在分析法益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主张受贿罪的法益应当是公正的职务行为所保障的正当社会利益,也就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论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

理论界一直对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众说纷纭,在实务操作上更是莫衷一是。违反行政程序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定行政程序违法的标准,本文认为除了法定程序标准外,我国还应引进正当程序标准,此外,对行政机关违反其所作出的有关程序的承诺的行为,也应认定为违法。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法院应根据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身份的差异以及行政程序的重要性程度,作出不同的判决,如果行政行为因程序违法而被撤销,行政机关不得重新作出相同或相似行为,并且行政机关应当对其违反行政程序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     

略论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法益

民事法益与利益、权利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侵权责任法》第2条虽然明定权利与法益均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但对二者受侵权法保护的条件未作区分。民事法益具有私益性、非权利性、对世性、可归属性和可救济性的特征。民事法益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别在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的框架下讨论,其中财产法益主要包括占有法益、虚拟物法益、物上期待权法益、特许经营法益、正当竞争法益、债权法益等,＂纯粹经济损失＂难以得到《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人身法益主要包括一般人格法益、死者人格法益,婚姻关系法益不宜受侵权责任法保护。     

犯罪现场和现场勘查中的理论和法律问题探讨

研究犯罪现场的定义,既是进一步深化侦查学研究的必要,同时对指导侦查实践也有实际意义。对犯罪现场进行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犯罪现场,为勘查服务。对犯罪现场的勘查既是侦查人员的权利,也是侦查人员的义务。     

论民法法益

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能,利益的冲突使法律的介入成为必要。法益源于法律对利益的平衡。法益在民法中地位极为特殊,其奠定整个私权体系的基础但却得不到重视,只受到消极的保护。为确保法益享有人的合法利益,可通过构建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等途径对其利益进行救济。     

论器官移植犯罪及其法律防范

器官移植是以救死扶伤为主要宗旨的 ,然而 ,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些犯罪行为。与一般犯罪相比 ,器官移植犯罪表现出了明显的利他性、浓厚的伦理性和较强的科技性。对此 ,立法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其法律防范应当包括民事防范、刑事防范和行政防范三个方面     

多发性街面犯罪研究

以抢劫、抢夺、盗窃、扒窃、拎包、诈骗等为内容的多发性街面犯罪,近年来呈现高发势头,特别是犯罪主体与波及区域扩大以及危害程度加深,令人触目惊心。导致街面犯罪高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城乡、贫富差距等一些本源性问题,也有法律制约和警务管理等外在因素。因此,重视民生,完善制度,发展经济,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而健全法律体系,强化警务防范与打击力度,则可以压缩街面犯罪空间,促使不法分子放弃犯罪并走向合法道路。     

环境刑法法益比较研究

环境刑法是各国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威慑力和强制力有力地促进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然而各国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并不相同,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环境刑法规范的保护法益确定都有其各自的社会背景,对此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