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应细化“公共利益”

地方政府与城市房屋拆迁利益攸关,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中人。在我国现行权力配置格局和法律制度下,法院也承担不了充当公共利益判断主体的重任。因此,由全国人大立法或中央政府制定行政法规,采用列举方式具体界定公共利益,是克服公共利益虚置的唯一可行方式。公共利益具有宽泛性、发展性、主观性、层次性,给列举式立法带来了困难,但并不构成列举式立法界定公共利益不可克服的障碍。公共利益的列举立法方式宜采用正面列举的方式。     

论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家,其内容不仅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经济财富、文化完整等涉及国家生存问题的利益,还包括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所提供的部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属于政治范畴;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社会"与"一定地域的绝大多数人",其内容不仅包括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和要求,还包括涉及公众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属于社会范畴,并且其生成价值具有合理性。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国家利益能代表和反映部分社会公共利益。在对外交往中,国家利益的实现是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     

对改革和完善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

一、重构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 (一)限制检察院发动再审程序的范围 对检察监督权的抗诉启动的再审程序,应当有一定的限制,要区分公权和私权。属于公权范围的,国家机关应当主动干预。属于私权范围的只要他们对私权的处分不涉及国家和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不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国家公权就不应强行介入。否则,打破了当事人双方一种平等对抗的格局。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伦理是时代的呼唤

政府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组织社会生产等重要使命。掌握行政管理权力的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应坚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及伦理防线,防止公共权力不被非公共运作;对社会的公共利益给予真正的维护;最大限度地平衡现代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确保服务型政府的确立。这个问题的现状及其危害已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研究课题。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法理思考

公益诉讼是指非利害关系人的组织或者个人,对损害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审判的诉讼活动。公益诉讼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权利的滥用,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二是提起诉讼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原告不局限于传统诉讼所要求的“具体财产或权益受到侵害的”特定主体,任何人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成为适格的原告;三是利益关系的不特定性。被诉违法行为侵害的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虽然其最终结果可能对社会每一个个体造成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可见的。公益诉讼源于罗马法。…     

财产征收中“公共利益”如何确定

征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直接目的,政府依法定程序强制获得他人财产或财产权利并必须支付补偿费用的行为。但是公共利益是典型的内容不确定概念,其不确定表现在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方面。公共利益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确定。在实体法上的途径主要有:(1)从公共使用主体的角度来确定;(2)从公共利益用途的效果角度来确定;(3)从征用财产直接目的来确定公共利益。程序上主要包括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由于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在适用过程中容易被滥用和曲解,因此,必须尽可能将公共利益内容条文化。     

房屋征收中保障被征收人私有财产权益的法律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地方政府为保GDP的高速增长,通常采用支持地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方法,即开发商得意于城市的某一地段时,地方政府就会以公共利益为名,对其进行征收,不仅可以改变城市现状、而且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可以高价出让给开发商,地方财政收入自然可保。然而,在此过程中会涉及到诸多被征收户的利益,被征收人的私有财产权益受到了威胁,势必要信访、或者诉诸法律,因此如何认定房屋征收中的公共利益范畴,平衡权利关系,成为法律实物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对房屋征收中损害被征收人私有财产权益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以供参考。     

行政法范畴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公共利益"是与公众的民主生活休戚相关的重要内容,亦是政府管理正当性的法律理由。虽然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交叉,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不完全等同。因此,对"公共利益"在行政法范畴的清晰理解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在存在行政垄断嫌疑的现代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真伪冲突也必需给予以法律的理性对待。     

论公共利益在实务中的认定

公共利益本是公众利益的体现与保护,但在实务中确有被滥用的嫌疑,本文主要从公共利益认定主体及区分认定的角度来对公共利益这一抽象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中的适用来作一探讨分析。     

论构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制度的适当性——以“民事督促起诉”为视角

实践中,民事违法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现象客观存在,而此类案件由于诉讼主体的缺位或者诉讼主体怠于起诉使得受损的利益难以救济。目前,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民事督促起诉的做法,是灵活运用法律进行的一种工作机制上的创新,虽然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注定它只能作为一种治标之策。因此,在治标的同时更应该重视治本,即建立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民事公诉制度。     

公益型行政垄断初探

行政垄断曾一度被人们口诛笔伐,其实只有私利型行政垄断才应该被人痛恨。行政垄断可以划分为公益型行政垄断和私利型行政垄断,通过行政权限制竞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政垄断是公益型行政垄断,而滥用行政权,与公权目标相背离,旨在谋求个人或集团(地区和行业也是私的表现)利益的行政垄断是私利型行政垄断。公益型行政垄断在我国不但具备现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深厚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公益型行政垄断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国际贸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从重庆最牛“钉子户”案看《物权法》第42条的解释

本文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案为起点,以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为核心,探讨了《物权法》第42条的解释问题。政府即使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私人财产,也要在征收程序与对价补偿方面充分体现物权神圣思想。公共利益具有受益主体的公共性、超越个体利益以及表现形式的多元化与变动性,因而应建立由政府、利益受损代表和独立专家代表三方主体参加的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制度,并对公共利益认定采取"非公"推定态度。     

受贿犯罪中的权力表现

权力表现为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之间的支配——服从关系,权力的利益属性决定受贿犯罪的产生,权力的基本要素与受贿犯罪的构成存在对应关系,进入受贿犯罪领域的权力有国家的权力、社会组织的权力、国际组织的权力以及个人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平权型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与隶属型法律关系中的权力、集体的权力与个人的权力。     

论公共利益维护与公诉权

关于如何维护公共利益的讨论为时久远,政府诞生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政府自身并非万能,而且自身亦有利益,也有政府部门背离初衷损害公共利益或者漠视公共利益被损害的现象发生。建立维护公共利益的多元机制甚为必要,其中运用诉权,提起公益诉讼即是一种选择。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非利害关系人中,公民个体、非政府组     

论法律中的公共利益

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日益重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也是常见的法律范畴。表面上看 ,法律上业已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规定 ,但是 ,公共利益的主体不明确 ,又没有自己确定的、具体的内容 ,这样增加了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 ,它应该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层含义 ,在法律上和法律实务中应当正确处理公益与私益的关系。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论政府间纵向利益冲突的协调与规制

国家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立足于全国范围内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然而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必然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入手,采取各种手段加强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中有利于地方的政策,而对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则淡然处之,这样的态度必将导致中央的政令不畅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局面的出现.本文将从导致这种纵向利益冲突的原因入手进行分析,从法治和权责划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这种利益冲突加以规范.     

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界限研究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基于需求膨胀与有限政府的内在紧张,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各国打破行政垄断、推行公共行政改革的共同选择。但基于国家任务之不完全可授性、公民权利保障之不可克减性以及法律制度供给之非充分性等法理,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并非毫无界限。应当在遵循基本权利保留、适度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健全立法保障、恪守行政谦抑、完善社会监督,实现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良好效果。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从互动到合作:社会转型期公法权利诉求与公法权力回应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利益多元化凸显,权利主体性增强,由此形成了适合公法权利发展的新的促生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催生了新的权利诉求,诉求在权利主导模型下被转化为权利,需要权力作出及时、全面、合意化和人本化的回应,由此形成权利和权力的良性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应形成以权利本位为支点,以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为支撑的互动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公权力者同时扮演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冲突利益的协调者、公共政策制定的合作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使得互动功能在公法秩序下得到最大的发挥,并引导良性互动走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