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格列佛游记》的比较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江奈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发表的时间相隔两百多年 ,但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 ,并描绘了与之相对照的理想社会。他们在作品中都用了虚构、夸张和讽刺等艺术手法。斯威夫特在创作《格列佛游记》的过程中 ,既借鉴了《乌托邦》 ,也发挥了自己的独创性。     

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与鲁迅《祝福》比较研究

托马斯·哈代和鲁迅都是叱咤文坛的现代派作家，他们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叙事艺术。《德伯家的苔丝》与《祝福》分别是哈代与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都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并且借助书中人物的命运对当时罪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血有泪的控诉。纵观这两部小说，从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创作的目的，题材的发掘、苦难主题的突出、写作手法的运用，作品思想内涵，以及人文精神的底蕴等等方面对其运一进行比较。     

略论《双雄记》、《万事足》

《双雄记》和《万事足》是迄今为止能确定为所冯梦龙创作的两种传奇,就作品而论,这两种传奇虽称不上佳作,但也决不是作者的“戏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家庭、人生深深的思索,“思有以正时尚之讹”,期望“韵协音和传不朽”,促使冯梦龙创作了这两种传奇。     

道德聚合与命运疏离诠释的悲剧美

本文以中国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与日本平安时代晚期作家紫式部的物语小说《源氏物语》作为参照蓝本,阐述了中日两国的尚悲文学传统在两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并通过作品中人物被礼仪道德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所束缚之下的悲剧命运,进一步探索两部作品所包涵的悲剧美。     

《诗经》与《圣经》中爱情诗的创作手法比较

《诗经》与《圣经》分别是中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本文从委婉含蓄与直抒胸臆、比兴与比喻等两个方面对《诗经》与《圣经》中有关的爱情诗进行了对比,研究了两部作品在叙述手法上的不同,同时,通过比较探讨了中西方诗歌产生差异的原因。     

浅议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

朱自清先生的早期生活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的江南时期,和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北京时期。他在这两个阶段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如《荷塘月色》、《匆匆》、《背影》等,这个时期他的散文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点:一、细致的纹路《匆匆》(散文诗)细致地刻划时间逝去的踪迹,传达了当年知识青年微妙的情绪;《执政府大屠杀记》缕述军阀的罪行和学生的英勇行为,作品的揭发作用正是借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则是扣住了“灯影”这个典型材料,从各个角度进行细针密线的描绘和渲染,逼真地表现出当时当地…     

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宠儿》与《美狄亚》的悲剧抗争

莫里森的《宠儿》中,主人公塞丝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再次重复自己黑人奴隶般非人的遭遇,亲手杀害了自己年仅两岁的女儿,用震惊社会的弑子行为宣告了自己对野蛮的奴隶制的反抗,同时也标志着自己作为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在男性霸权和社会压制双重枷锁下的性别意识的觉醒和重新建构。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中展现的也同样是一位女性在异族中遭遇背叛和欺辱之后,用杀子反抗社会、复仇的悲剧,体现了美狄亚女性意识的觉醒。可以说,两部风格不同的作品却都渗透出了女性在面对所谓的＂法＂的社会制度时,那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而进行的重塑自我主体的悲剧性抗争。     

试论《阅微草堂笔记》中文人的精神底色

《阅微草堂笔记》花费大量笔墨建立了文人形象画廊,而且总的倾向是贬斥多于褒扬。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描述了不同种类文人的精神底色,分析了他们道德品行的各种情况,并且揭示了形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     

鲁迅和卡夫卡的选择

卡夫卡从小生活于压抑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培养了他懦弱悲观、优柔寡断的性格,其父对他的生活和写作影响至深.他用文学来表达他内心的孤独和对世界的悲观性认识,其作品也反映了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鲁迅则从家庭走向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社会,他选择文学作为武器,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启蒙责任,其作品是战斗性的,两人不同的路径选择,决定了他们和自己文本的不同的关系.     

《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的哥特式艺术手法

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她们在各自的代表作《简爱》和《呼啸山庄》中都使用了哥特式艺术手法来烘托主题。本文试从环境氛围、人物和梦幻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中哥特式艺术手法进行分析比较,以便读者能更好地欣赏这两部作品。     

论朱丽叶和祝英台的性格差异及文化成因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属爱情悲剧，然而由于两部作品处于不同的国度和时代，它们在女主人公性格的塑造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朱丽叶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物，在她身上体现了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等思想；而祝英台则保守、内敛，她只是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很明显，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巨大差异来源于两部悲剧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     

寓庄于谐的艺术形式——从《利西翠妲》与《愤世嫉俗》中解读西方喜剧之特征

喜剧是用出乎意料的情节、夸张的表现手法和诙谐的台词来表现人物性格、讥讽人类愚蠢丑陋的一种艺术形式。《利西翠妲》和《愤世嫉俗》在结构、主题和语言等几方面均体现出了喜剧寓庄于谐的基本特征,剧作家在诙谐可笑的表现形式中向读者或观众揭示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加深了他们对作品和生活的理解。     

马克·吐温《傻瓜威尔逊》评析

马克·吐温后期作品《傻瓜威尔逊》启示我们 :作家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从来对写作本身具有深刻影响 ,它有助于思想主题的深入开掘 ,赋予人物形象和氛围情态以血肉 ,闪烁着超越特定社会生活一般思想水准的理想光耀 ,因而其作品价值也不会因时过境迁而黯淡。     

我国“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的法律思考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了有关"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但在司法实务中常常因为法律规定的原因使得一些作品既符合"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职务作品"的构成要件,这无疑给我们的实务工作带来了不便。为此,有必要从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入手,结合两大法系不同国家的立法现状,探究我国著作权法所产生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涂尔干“社会团结”思想解读——读《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创作于西方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来说,或多或少地可以作为借鉴。社会团结及其两种类型是该书的主线,作品深入讨论社会团结的类型特征、历史转变和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法律保障及其威胁因素,展示出涂尔干对社会整合与和谐的终极学术关怀,这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从颠覆历史到取媚世俗——论莫言新历史小说的审美趋势

《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堪称莫言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颠覆历史是前两部作品的显著特征 ,而到了莫言近作《檀香刑》却吞噬了这一审美特征 ,走向取媚世俗的趋向。本文试图分析这一美学走向及其内在根源。     

《红高粱》电影与电视剧中关于角色反叛精神的比较研究

电影与电视剧作为当今最普遍的两种影视类型,两者在表现形式、表现目的等方面却迥然不同。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也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拍摄成为电影和电视剧——《红高粱》。从"角色的反叛精神"入手,对两部作品简要比较,不难看出,两者存在技术、现实、意识形态等层面上的差异;这是由于媒介特征和拍摄时代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造成不同的剧种下对于角色塑造的不同要求。     

《罪与罚》中的犯罪学思想

《罪与罚》是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品中，作家讲述了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面对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选择了铤而走险去杀人及其杀人之后和面对刑罚的心理过程的故事。从一个层面看，《罪与罚》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罪与罚》中的犯罪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将犯罪的概念划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犯罪两种，但是实际上这两种犯罪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至于犯罪原因，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原因可以从犯罪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来考察。犯罪预防的困难之一是如何预防再犯或累犯。     

《德伯家的苔丝》一文中的原型意象

托马斯.哈代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其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是一部经典的爱情小说,他利用原形批评这种文学手段,在其作品中渗透了多种原型意象,如颜色、太阳、以及圣经原型。《圣经》对哈代的思想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他借助圣经中的神化原形意象,渲染了苔丝悲剧性的命运,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丑陋罪行。《德伯家的苔丝》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关于自然,关于宗教的小说,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山西＂底层叙事＂作品的独特叙事艺术——以小说《心爱的树》《喊山》和《前面就是麦季》为例

山西有一个巨大的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存在,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们也常用作品来表述自己对底层民众的关注。段崇轩也曾论述说＂山西新锐作家在底层文学创作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其具有代表性的是当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三部中篇小说：蒋韵的《心爱的树》、葛水平的《喊山》和李骏虎的《前面就是麦季》。这三篇小说在叙述中也注意一些叙述技巧的把握,对当前的底层叙述技巧有了一个大胆的突破。分析开来,主要有第三人称限制性叙述视角的运用和对于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