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是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存在着同体监督,配置不力的根本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检察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而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和所有强制措施的执行权,扩大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监督的力度,实行垂直领导系统等,能优化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     

论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是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存在着“同体监督，配置不力”的根本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检察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而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和所有强制措施的执行权，扩大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监督的力度，实行垂直领导系统等，能优化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     

和谐社会语境下强化法律监督权的制度设计

目前，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仅仅以诉讼监督为依托，不能适应和谐社会需要。主要表现为： 一是侦查权能配置不充分。我国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指导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独立，实行双向制约。公安机关单方面掌控侦查程序，检察机关不扮演主动的角色，对侦查机关的活动没有指挥权。     

关于我国经济犯罪侦查权归属问题的思考

经济侦查权目前主要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但这种局面常常导致侦查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侦查效率低下。本文着重探讨了若由检察机关来全面行使经侦权将带来的便利和导致的监督漏洞。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

由于侦查权的属性乃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故在我国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法律监督机关并不冲突。各个国家或地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相去甚远,意图通过法律移植的方法将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中剥离出去,改由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或另行成立的机构行使,很可能水土不服。并且从实践来看,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问题主要是独立性弱、侦查措施匮乏,对此可通过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等方法予以解决。     

论我国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下侦查权的定位 ——以“刑事错案”问题为出发点

我国刑事错案中侦查权行使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侦查权在刑事诉讼模式转化下的滞后性、侦查权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权的混淆定位以及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对立化”等问题。相比于国外侦查权设置,我国具有侦查主体唯一性、侦查中立要求性以及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等特征,结合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将我国刑事司法职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菱形”定位,对“下三角”中的侦查权以多元化主体进行监督。     

侦查权新论

目次一、侦查权概念梳理二、侦查权的属性三、侦查权与行政管理权的区别侦查权与生俱有的功能、特性和内在价值是各国配置侦查权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探究侦查权的合理配置首先需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准确把握侦查的特质,厘清侦查权与警察权、行政     

关于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问题

关于人民检察院侦查权的内涵指什么,有的同志认为,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仅仅是指对其依法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可以进行侦查。我认为,这种看法欠妥。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可以通过自侦案件行使直接的侦查权,也可以通过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行使间接的侦查权。因此,从广义上来说,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于自己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试论侦查权的重组

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为侦查机关，各自对一定案件享有侦查权，但这并不能有效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加强反腐败斗争。本文认为，应该通过侦查权的重组，实现侦检一体化，使检察机关具有对公安侦查的指挥权。     

Procedural law provision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1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i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crimes committed via the Internet and other computer networks. It aims principally at harmonising the domestic criminal law elements of offences and connected provisions in the area of cyber‐crime and setting up a fast and effective regim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sidering the inadequacy of traditional investigative powers and the absence, in most countries, of specific procedural rules applicable in cyberspace, the Convention is also aiming at providing for the domestic criminal procedure law powers necessary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offences that are likely to be committed via computer systems, as well as for any type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at exists in electronic form. These powers, some of which are particulary innovative,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objectives, such as compiling evidence, locating the source and identifying the perpetrator of an offence. However, they are all intended to enable computer data to be obtained or gathered in the context of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nd do not have a proactive effect or scope. The Conventions fundamental premise is thus to recognise that digital data has a legal value in itself and probative force that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material evidence existing in the non‐virtual world.     

英国警察拦截与搜查权的发展变化

警察的拦截与搜查权,作为英国刑事侦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二十年来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刑事侦查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幅度.以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内容为起点,结合此后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集中论述了拦截与搜查权在行使条件和程序等方面的主要变化.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侦查措施 ,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性。有必要对侦查讯问设定一些程序性原则 ,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 ,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包括 :禁止先行讯问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公密结合原则、法定讯问原则和不轻信口供原则。     

刑法目的的若干思考

刑法目的不能等同于刑罚目的:前者比后者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理想境界;惩罚犯罪只是刑罚本身的行为属性,不应是刑法的目的;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认为稳定规范是刑法的现实目的的观点值得商榷;保障人权应是刑法目的的重要内容。     

论"法外侦查"制度

我国法定侦查制度与法外侦查制度并行,侦查法治主义的大趋势与法外侦查合理主义的潜流共存。"法外侦查"制度,即侦查法律之外,有侦查政策与制度,有侦查主体、侦查程序、侦查手段、侦查目的,法外侦查侵权不负法律责任。"法外侦查"制度存在"相对合理性",但是,它毕竟与侦查法治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弊害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必须革除。     

论侦查制约权的立法配置与实践困境——以意大利法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公诉权与侦查权的冲突与衡平

侦查权和公诉权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两项重要权能。就其性质而言，侦查权和公诉权都是承担追诉犯罪职能的公权力，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由于侦查权和起诉权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且各自的程序任务不尽相同，因而两种权力在服务于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分歧，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形，从而导致程序效率的消减。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度衡平侦查权和公诉权的权力配置，既是程序科学运行的技术性制度安排，也是防范权力滥用的程序法治问题。     

侦查学史视野下的我国侦查法制化探讨

侦查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活动,虽然在打击犯罪,维护统治,保护人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带有暴力性和侵权性,由此必然呼唤法制对其进行规制。侦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促进侦查法制化的进程,侦查学科研究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伴随着侦查法制化的身影。为此在侦查学史的研究视野下探讨我国侦查法制化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