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的现代化与法西斯化

二战前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之所以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并法西斯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包括：以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为特点的日本经济现代化的不平衡,以依托天皇封建传统为特点的日本文化思想现代化的胎变,以军人干政为特点的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畸形,以纵向关系为本质、横向关系为表象的国际体系判断与选择。因而,具备现代化外壳但其现代化又严重畸变的日本,全面冲击并试图构建东亚区域秩序后终归失败。     

美国和越南军事合作的新变化与未来走向评析

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美国和越南的军事合作持续升温,在各个领域均有所突破。美越军事合作强化的态势由双方战略利益诉求所决定,中国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美越之间这种合作必将产生复杂的影响,它不仅不会有效应对所谓的威胁,还将引发新的动荡。     

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分析

受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区域内安全依赖减少、东南亚安全格局复杂化、中美竞争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进行了如下调整：积极修订《国防法》,提出“海上全民国防阵势”新概念,完善青少年国防安全、边疆教育基础教材,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国防预算优先投资边境地区与海岛,在“全面”与“全民”国防中实现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同步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与合作,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安全合作首选,大力监管和抵御网络安全问题,提高非传统安全防御能力;针对南海问题,采取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应对策略,一如既往践行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的整体趋势;积极推行军工合作新模式,借军队现代化、军备科学化发展契机促进军工产业先进化、合理化发展;战略上,将外交与防务紧密结合,建立全方位、多元化防务合作体系。越南国防政策灵活周密的调整,充分体现出小国战略的柔韧性及主动性,有效推动越南国防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东盟成员国提高国防安全防御能力、区域治理能力起到促进作用。     

从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看日本的现代化

福泽谕吉(1834—1901)作为日本明治时代的杰出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文明之父”和“日本的伏尔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他的思想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国民和政府,而且在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被梁启超、陈独秀、杨贤江等人介绍和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其分类介绍和研究。如从其哲学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实学思想、文明史观、资本主义现代化思     

论东日本大地震对在日华侨华人未来发展走向的影响

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给在日华侨华人造成了新的迷茫和困惑.战后日本长期以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而为人称道,而现今的日本是否还是值得留恋的宜居之地?在日华侨华人面临着新的抉择.日本《中文导报》与笔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感到在日本生活幸福的华侨华人的比例,与地震前相比,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分析问卷结果,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留日学生减少、新华侨华人归国人数增多的现象,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将面临成长停滞或规模萎缩的可能.     

日本“慰安妇”:军国主义烂污泥沼的祭品

所有这些饱受磨难的灵魂静静伫立,默对斜阳。她们的经历既是政治的,也是历史的;既是个人的,也是女性的。     

越南未来五年政治经济发展走向预测——基于对越共“十一大”制订的发展目标之分析

2011年年初,越南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2011—2015五年的方向和任务》、《2011—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文件,制订了未来五年具体的经济奋斗目标。本文以本次会议为契机,以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为基础,以现行经济政策为参照系,全面分析在未来五年中越南政治经济改革走向以及将因此而面临的种种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似乎已很难回到从前,那么,日本社会又将何去何从?     

日本传统风险投资模式形成的历史考察:以“VC宪章”为中心

在发展主义的政策范式下,为了能使民间风险投资公司的成立合法化,且又要遵守垄断禁止法禁止成立持股公司的原则,并防止与中小企业政策产生矛盾,日本公平委员会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出台了"VC宪章"。"VC宪章"使日本大金融机构、大企业出资成立风险投资公司成为可能,并为风险投资三方主体间的交易提供了治理框架,约束了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成为了日本传统风险投资模式的制度起点。     

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之治”发挥最大优势的逻辑理路

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优势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任务和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互动共生中得以彰显,具体表现为使命领航与政治保障的政治优势、结构统合与队伍建构的组织优势、民主集中与适应治理的制度优势、以人为本与利益凝聚的工作优势。在实践过程中,党的领导优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互为因果和同生共长的实际关系,并通过“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实现党的领导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以及政党现代性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