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以“滴滴案”为例

在滴滴案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有考虑通过反垄断法规制个人信息损害行为。但是,滴滴的数据处理行为与其市场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隐含着反垄断法问题。反垄断法对市场力量的形成和运用的关注为其审查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滴滴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提供了法理基础。反垄断法通过维护个人信息保护条件的竞争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地全面和持续,彰显了其保护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反垄断法保护个人信息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回归保护竞争范式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二是依循反垄断法的行为规制路径,三是平衡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冲突。     

GATT第20条(a)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之研究——以“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为视角

公共道德例外作为GATT第20条所有例外项目中的第一项,体现了WTO成员在倡导和追求自由贸易的同时对于其历史、文化、社会、伦理等观念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的维护。在文化贸易中,一国文化产品所体现的价值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公共道德观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形之下,GATT第20条(a)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应当如何适用才能达到自由贸易与维护WTO成员公共道德的平衡,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产品进口大国,若要在相关的文化贸易争端中成功利用GATT第20条(a)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就应当在立法上和诉讼举证程序上作出努力。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为分析对象

归责原则的确立对于产品责任的构成、举证责任的分配、免责(抗辩)事由的界定均深具意义.依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无过错责任原则,生产者、销售者所生产经营的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在生产者或销售者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销售者分担责任应以过错为前提.     

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论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

被媒体称为“中国行政第一案”的陈锦洪状告佛山市经济委员会行政侵权暨国家赔偿一案,自1996年兴讼,经历了省市两级法院近10年的四次审判、四次裁决。虽然被告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判决撤销,但目前陈锦洪依然行走在申请再审的诉讼路上。其原因在于人民法院回避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和不予受理陈锦洪的行政赔偿请求。根据法律规定,“不予受理”意味着法院仅作形式上的审查就可否定陈锦洪的行政赔偿请求,而不必启动程序进行实质性的司法审查。但综观此案的来龙去脉,仅凭形式性审查而驳回当事人诉求于法于理均不相符。无论是一二     

论GATT 1994第20条对中国加入议定书的可适用性——由“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引发的思考

GATT 1994能否适用于成员方加入议定书是WTO当前面临的一个制度性问题。"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拒绝了中国将GATT1994第20条适用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1条第3款的主张。专家组报告的结论存在若干可以商榷之处:采用了过于僵化、机械的文本解释规则,而忽视了其他解释规则和方法;对出口配额与出口税的区别对待损害了WTO法的统一性,也违背了WTO及其成员的基本立场;没有客观看待《议定书》与GATT1994及WTO其他协定之间的关系,错误地割裂了WTO各协定之间的逻辑联系。中国应在提出上诉的同时要求WTO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就GATT1994与成员方加入议定书的关系问题作出权威解释。     

美国、欧盟、韩国、日本微软案件比较研究——以软件产业中滥用支配地位的认定和规制为视角

关于拒绝交易，欧盟、美国的司法救济没有本质差别。至于捆绑，美国要求微软隐藏被捆绑软件的图标；欧盟要求微软提供删除多媒体播放器源代码的视窗版本，但仍允许销售提供捆绑播放器的视窗版本；韩国除了采用类似于欧盟的救济以外，还要求微软在视窗操作系统中安装辅助软件，以方便用户下载微软竞争对手的软件；在针对微软IE浏览器与视窗的调查中，欧盟迫使微软承诺在视窗操作系统中设置选择屏，以便用户自由选择浏览器。比较而言，欧盟2004年的救济比美国的有力，韩国的救济比欧盟2004年的救济又更进一步，而欧盟2009年迫使微软在视窗中设置选择屏足迄今为止解决软件捆绑最彻底的救济手段。     

欧洲人权法院视角下非法诱惑侦查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以“Akbay and others v Germany 案”为例

Akbay案裁决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诱惑侦查问题上的态度,即诱惑侦查的非法性需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进行识别;非法间接诱惑侦查的认定应当以官方对共犯加入的可预见性、诱饵对行为人影响的决定性为标准。针对官方非法诱惑侦查行为,法律应当施以排除所有证据,或者终止程序等具有同等效果的法律后果。在国际社会毒品犯罪泛滥、全球应对毒品犯罪目标高度一致背景下,该立场反映了诱惑侦查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诱惑侦查规则的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资源与司法实践,区分非法直接诱惑侦查与非法间接诱惑侦查,明确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是促进诱惑侦查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引渡制度中我国应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以赖昌星案为视角

当前,我国不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主要是指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否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在赖昌星一案中,由于加拿大不信任中国的死刑状况及外交照会,导致赖昌星不能成功引渡回国。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中国的法治在某些方面并不被国际社会认同。本文试图以赖昌星案引渡不成功为例,浅谈我国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必要性,并对结合我国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探讨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原则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标准,即由最高法或者立法机关进行权威性解释或立法,以间接的、有限的态度由逐步向完全接受过渡,加快刑法体系相关内容的改革等。     

论“网络裸聊”的司法认定——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边界

网络裸聊行为是一种虚拟的相互展示裸体的行为,其侵犯的具体法益并不清晰。把网络裸聊行为侵犯的法益归结为性道德或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并不准确,但这种行为可能侵犯未成年人的健康与公共安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下,网络裸聊行为定性为聚众淫乱罪或传播淫秽物品罪都是一种类推解释,与法治国理念存在冲突。因此,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出发,网络裸聊行为不应该构成犯罪。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以“阿里巴巴”案和“食派士”案为视角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竞争。规制“二选一”垄断行为,首先要解决界定相关市场的问题。因多边市场构造下平台具有锁定效应、传导效应、交叉网络外部性等特征,传统界定方式面临商品功能界定困难、平台相关市场划分困难、假定垄断者测试界定法失灵等困境。尽管如此,相关市场界定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其筛选功能有助于明确竞争关系、确定市场参与者、评估市场力。完善相关市场界定,一是区分“应用层面”与“平台层面”以保护创新;二是以平台核心业务界定相关市场;三是从典型案例中总结启示,包括需求替代定性分析与假定垄断者测试定量分析相结合、坚持透明度原则、探索线上与线下市场替代关系问题。     

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中“公共机构”的认定——以DS379案为视角

本文以中美双方措施案(DS379)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的认定入手,分析了公共机构的认定标准,即政府控制和政府职能标准,为我国应对此类问题提出改革以及应对策略。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认定——以“深圳鹦鹉案”“大学生掏鸟窝案”为例

关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聚焦争议点在于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否都属于刑法打击的犯罪对象,司法解释明显表现出扩大刑法打击的趋势。从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看,应该区别对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商业性人工繁育物种。违法性判断是对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进行法益侵害性的价值判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传统秩序法益存在“法益性的欠缺”,同时其空白罪状挑战着罪刑法定原则,应结合法益侵害说判断行政违法和刑事不法“质”与“量”的区别。法定犯时代,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代表的环境犯罪,前置法规定具有高度专业性、行政管理色彩,法条具体的适用应考察行为人有无违法性认识错误。     

论章程限制股权转让——以《公司法》第71条第四款“另有规定”为视角

2005年修正《公司法》第72条增加第四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使72条成为任意性条款,但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界限一直备受争议,有学者根据对该条的文义解释,认为章程限制股权转让不受任何限制,只要符合公司章程的制定规范即可;有学者根据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认为要对章程限制股权转让严格控制。理论界定的分歧,导致因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成为公司纠纷的典型类型。     

“投资者风险自负原则”研究——以《证券法》第27条为中心

投资者风险自负原则是源于商品交易的买者自负原则在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正如在普通商品交易中买者自负原则始终存在适用前提一样,证券投资者风险自负原则的适用也是有条件的,其适用前提经历了由一般的卖者自慎、言者当心发展到建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尤其对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更是如此。对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后可以发现,承担适当性义务的主体应当是证券经纪商,证券经纪商之适当性义务内容主要包括识别、确认投资者以及进行风险揭示。     

论网络环境中的隐私权保护——以“人肉搜索第一案”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以列举的方式将隐私权确定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人肉搜索公开个人信息涉及侵权法上的隐私权保护。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终审判决表明,网络环境中的个人隐私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本文首先对该案进行简要回顾并阐述人肉搜索的社会功能定位,然后针对网络环境中隐私权保护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条款加以评述。     

入户盗窃中“户”的认定标准探析——以朱某某盗窃案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作为单独的盗窃罪类型予以定罪处罚。然司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于入户盗窃中户的认定标准仍存在分歧。修正案(八)中对于入户盗窃行为并没有具体的数额和情节规定,因而司法实践中对户的认定,将直接涉及行为人入户盗窃行为的罪与非罪。     

浅议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以刑事推定为视角

我国西北地区毒品犯罪案件逐年增长,在司法实务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的刑事推定问题目益突出;近年来学术界对推定确认案件事实的特殊方法展开了初步研究,刑事推定制度及原则是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与无罪推定、有利被告人原则并不矛盾,它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突显的问题;加强对西北地区毒品犯罪案件中刑事推定的运用,与其他禁毒方法、政策综合运用,以期部分解决该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