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自治:对社区公共事务和文化生活的管理——日本冲绳县言壳谷村区自治会的考察与分析

日本社会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功能和活动内容在富有长期历史传统的基础上 ,又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变化而逐步演进发展。本文通过对日本冲绳县言壳谷村区自治会的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 ,力图取得一些有益的认识 ,以期对推进我国的基层组织和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论地方自治与宪政——兼论英国地方地方自治影响及价值

国家以社会为基础,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的有机体。地方自治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力量和组织;是地方性的人民共同活动;是容政治、经济与一体的一种成熟的人民生活形式;是政治活动中一个最重要的范畴。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促进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基础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范式。英国的地方自治精神和模式深深地影响了欧美国家,并成为欧美和东方日本国家仿效的、基本的地方政治制度形式。它更是一种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民主制度。     

政治文化与西北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以甘肃省D乡为例

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调查研究甘肃省D乡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角色认知,发现西北欠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对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支撑较为薄弱;在分析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滞后性成因基础上,提出通过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增加农民收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实施机制等措施来有效保障该地区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     

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的路径探析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农村基层群众自治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领域，所以扩大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自治范围进行了初步探索。     

韩国的地方自治及其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启示和借鉴

韩国的地方自治是以团体自治为主要内容的自治模式，同时又在近期引进了居民自治的因素，旨在扩大居民参与的程度。韩国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内在的历史因素，其地方自治制度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良好的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探寻韩国地方自治的发展过程，研究其中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工具合理性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项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制度 ,兼具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村民自治的工具合理性在于它推动了乡村的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一、村民自治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乡村直接民主制度 ,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1 村民自治培养了一批乡村的政治精英 ,有利于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第一 ,在民主选举中 ,广大农民将素质好、能力强、作风正、乐于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才推举为他们的领头人 ,有效地改善和加强了村级干部队伍。民主选举不仅使村级干部结构和素质得到优化…     

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研究

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制度和实践，对基层民主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发展意义重大。必须从法律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等层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基层群众自治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断推进基层群众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流动的木牌——糯黑撒尼彝族村民自治制度初探

村民自治在基层社区广泛展开,引起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村民自治管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在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如何结合地方文化进行村庄自治建设是在国家话语权之下村庄政治调适与重构的重要方式。以农村基层社区小传统为基础,对新文化体系的"无缝"融合,是现代化政治民主建设的基础。     

城市社区自治: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孕育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培育了成熟的社会政治基础,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在实践中创新了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成功纾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然而城市社区自治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内部建设缺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外部保障不足等制约因素和突破难点,需要从居民政治素质、制度建设、行政转型以及社会整体性治理四个方面来完善社区自治,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     

村民自治的经济条件--云南民族乡实施村民自治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经济因素是村民自治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因素.目前,其制约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利益取向的不一致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村级经济的欠缺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消除这些制约,应从五个方面加以注意1、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不能片面追求政治利益;2、农村村级组织模式的设立和运行应当适合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3、改革现行县乡政府机构和转变工作职能;4、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强化村民作为纳税人的现代公民意识,积极参与政治过程;5、整合乡村社会的利益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