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新论

基于占有学说的不同选择,占有的民刑涵义有所不同。刑法上占有概念以萨维尼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占有心素是据为己有的意图。与民法上占有心素的要求,即仅支配、控制意图相比,刑法之所以强调据为己有的意图,目的在于增加行为对占有法益的侵害以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由此,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同刑法学说中,排除权利者意思说无疑具有合理性。目前,司法推定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法,建立在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基础上,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强化被告人针对司法推定的证伪是消解司法推定存疑的完善方法。     

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研究

刑法理论关于八个金融诈骗犯罪,仅明文规定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司法实践及对相关的立法规定的分析,得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上均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该"非法占有目的"应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进而就涉及到司法推定的问题,从剖析现有的立法关于司法推定的规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最后就目前的立法模式提出更有利于解决此类犯罪主观目的认定的立法建议。     

“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以法律事实为基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犯罪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如何理解和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一直都众说纷纭,也是我国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断研究,将有助于对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进行澄清;有助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立法意图。     

非法占有目的推定解析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超过的必备的主观要素需要采用推定来确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必须依据司法解释对推定事实的列举规定,《会议纪要》列举事实是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基础事实真实、主客观相统一和重视被告反驳的情形下,结合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和犯罪构成结构进行判断.在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及合同诈骗犯罪认定中,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列举的法定情形可以推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而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不同则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探究

合同诈骗罪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是指对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破坏,它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含义不同,也与非法占用含义不同。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主要在于从主观目的上加以区别。对非法目的的判断,在我国采用司法推定的方法来确定。对于司法推定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以防止出现冤假错案。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探索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之一,对其准确理解、把握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法所有＂或者＂非法占用＂。其成立既需要排除权利者意思,也要有利用处分意思。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探寻应当立足于案件证据,采用司法推定方式,排除合理怀疑。     

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问题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具有本质的区别。刑法上的占有不同于占用,与毁坏则有一定的交叉关系。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结合及综合评判的评价方法,并结合主体资格、履行能力、担保能力、履行情况、处置财物的方式、违约后的行为、高风险经营行为有无实际保障等具体评价标准,结合案情具体分析,不能仅仅凭借某一或某几种情形轻率地得出结论。     

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本权说与占有说的冲突

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围绕着本权说与占有说两种学说展开，两者之间的冲突主要在本权与占有的对抗可能性和对抗程度，关键在于对非法占有是否能得到刑法保护的争议，具体涉及刑法中的自助空间、刑法与民法的保护法益是否一致等重要问题中，析清两种学说之间的冲突，是确认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关键所在。通过对两种学说的冲突分析，确认基于正当理由的非法占有具有对抗原权利的效力。     

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金融诈骗罪不仅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而且侵犯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必备的主观要件 ,而不是选择要件。对于金融诈骗罪这种目的犯而言 ,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 ,直接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准确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并适用司法推定理论才能够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从而有助于金融诈骗罪的认定和惩处     

略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与主观方面

贷款诈骗罪是我国97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罪名.但在97刑法中仅规定自然人可以实施本罪,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单位实施类似行为,并没有明文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罪还有进一步明确规定的空间.在主观方面本罪还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正确把握这两点,有助于对贷款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我国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之反思

刑法上的占有必须是事实上的占有。刑法上是否有必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犯罪构成的要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侵犯财产罪与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不应作为其主观方面的要件。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混乱与匡正——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素,在认定的时候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进行,我国将推定的事实基础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些规定违反了主、客观关系,违反了责任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从微观角度看,这些规定出现了很多的不合理结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在司法推定中应当注重行为作为推定基础事实的作用,在规定上应当采用肯定要素和否定要素相结合的推定模式。     

试论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以“吴英案”为视角

吴英集资诈骗案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为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也是该案定罪量刑的关键。根据《刑法》第1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三份司法解释,以及2014年公检法三机关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可以看出,现有立法中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不断扩大、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对推定规则的不当使用,非法占有目的形成时间的向后延伸,以及对"责任主义原则"的违反。对于上述问题,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回归路径,一是排除事后故意,遵循"责任主义原则";二是依据"N点一线法",确定基础事实,严格遵守推定规则。     

浅议职务侵占罪的未遂形态

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增设了职务侵占罪,这对完善侵犯财产罪、打击非法侵占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司法实践中,对职务侵占罪是否有未遂形态,以及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什么,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认为职务侵占罪存在未遂形态,认定时要以是否非法占有单位财物为标准,占有了的为既遂;如果职务侵占行为人在实行阶段,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占有单位财物,便没有将犯罪进行到底,就是职务侵占未遂.     

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罪的主观超过要素,是认定诈骗成立必不可少的主观要素。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问题,在准确认定诈骗罪成立中特别重要,认定时应坚持目的与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目的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超过要素,实务认定方法主要是刑事推定。     

论“挪而未用”行为的司法认定

对"挪而未用"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存在着"否定说"与"肯定说"之分.本文作者主张"肯定说",认为在"挪"、"用"关系上,应当确立为"用"而"挪"的立场,将"挪"视为该罪客观要件的要素,将"用"作为其主观要件的内容,从而解决在挪用公款及其相关问题上司法认定的诸种难题.当挪用故意与占有目的难以区分时,应当首先推定为"占有",只有被告方做出有力反证并得到印证时,占有目的认定才足以被"挪用"所推翻.     

“网络推广骗局”刑事犯罪的司法认定

“网络推广骗局”是一类披着“合法”民商事外衣的诈骗类犯罪,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其本质特征是客观上合同之债设立的欺骗性与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性。由于案件事实本身疑难复杂,且刑法与民法规范在此类案件适用上存在相对冲突,司法机关在其性质认定上存在困难。应当以整体性原则认定欺骗行为,以普通人标准评价欺骗程度,最重要的是以合同履行能力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以更好地解决“网络推广骗局”刑事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     

"非法占有"应当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

刑法中的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不仅仅是指所有权,还包括占有,并且包括＂非法占有＂。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并非仅限于合法的利益,即使是非法的利益,也是应当动用刑法保护的。这种＂非法占有＂状态,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予以恢复的,而不能任由行为人进行恢复,应当区分不同情形的＂非法占有＂情形来认定行为的性质。     

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刍议

非法占有目的是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构成要素;非法占有目的是使自己像财物真正所有者那样永久行使权利的目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通过推定的方法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