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平谷法院：告官要见官身影

遭遇强拆的姜某夫妇将镇政府推上被告席,11月16日上午,在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与夫妻俩对簿公堂的,正是签署强拆命令的该镇镇长赵为民。自5月份以来,平谷区法院共审理行政诉讼案件52件,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48件,达到92.3%,其中＂一把手＂出庭38件为79.16%,以往＂民告官不见官＂＂官员出庭不出声＂等现象彻底改变,也打破了出庭领导均为副职的状况。该区区长张吉福亲自出庭应诉,开创了北京市区长出庭应诉的先河。     

行政首长出庭再认识

"行政首长出庭",是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正副职领导人员)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的一种通俗说法。近年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的数量和比例均呈大幅上升态势,在一些地区已     

出庭就是最重要的公务

在江苏海安县,发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政府行政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04年以来,2任县长、206位行政机关负责人先后出庭应诉。最近5年,该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人民日报》5月4日）     

记忆之六：首例＂民告官＂

黄德余，曾是浙江省苍南县县长。包郑照，苍南县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1988年，包郑照状告苍南县政府的官司轰动全国，因为它是我国首例民告官的案件，黄德余也成为了第一个出庭应诉的县长。     

行政诉讼要加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前些日子,《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敢于应诉也是政绩》 的时评文章就"民告官"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展开论述。结论 是:"敢于应诉、积极应诉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有错承认、知错即改,本身就是一种政绩。" 起初,对这一篇时评文章,笔者认为立论鲜明、观点突 出、论据充分。然而,看到不久前出台的《深圳市人民政府法 律顾问工作规则》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成为被告,根据具 体情况,行政首长或者必须出庭,或者有选择性出庭"的消息 (见《工人日报》7月9日报道),才又对行政首长出庭产生了 更为深刻的认识。因为深圳市以规范性文件对行政首长是否     

激活问责才能倒逼行政官员敬畏法律

日前,首都乏窗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民告官案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将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法定代表人无故未出庭,只委托其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到庭,应如何处理?

编辑同志:我们在审理一件经济纠纷案件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原告法定代表人经传唤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只是委托其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出庭。对此应如何处理？我们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无故未到庭,只派其诉讼代理人出庭,不符合出庭的诉讼主体资格,应另行确定日期开庭;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无故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裁定按撤诉处理;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开庭审理,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以上三种意见何种正确？请给予解答。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法院吴献忠吴献忠同志: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     

民告官胜诉率是法治的重要标尺

正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在颁布25年后做出首次修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并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发出新规,旨在消除"民告官"之难。据悉,全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从10年前的30%降到了近年的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堪称是"民告官"案件的常态。公民选择告政府,说明具备一定法律意识;     

民告"官","官"须出庭

最近,贵州省清镇市人大常委会作出明确规定,国家 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对本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 诉讼,应积极出庭应诉。市人大在年终述职评议干部时,将 把是否遵守以上规定作为评议内容。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看,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国家机关 有权放弃应诉,法庭可以缺席判决,但笔者还是要为清镇市 人大的这一"强制"性的措施拍手叫好,因为此举击中了当 前国家行政机关少数法定代表人特权思想的要害。     

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问题上应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不服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至法院后，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庭、直接参加诉讼的活动。目前全国许多市、县（区）、乡（镇）政府制定与实施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比例大为提高，该制度对于增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和应诉能力、妥善解决行政争议、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区长上法庭 出力又出声

正7月11日下午,北京市高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李南北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上诉一案。西城区区长王少峰以被上诉人西城区政府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庭应诉。西城区有关领导及区各委、办、局正职负责人近50人参与旁听。新华社、《法制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中央近二十家媒体对该案进行了采访报道。庭审后,北京市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在存就北京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应邀接受了媒体采访。     

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法自实施以来,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大为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行政机关一把手不但无视规章纪律,行为极其恶劣。因此,在正确认识的同时,必须加以构建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     

从“县长不出庭”说开去

报载,苍南县农民包郑照控告县政府侵权一案,开庭前,为县长(法定代表人)是否出庭诉讼,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曾两次为此开会研究,最后表决,结果是不同意县长作为被告出庭。投不赞成票的人出于何种考虑,怕损尊严?怕失威信抑或其他?人们不得而知。这类现象,也非苍南仅有,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运城市行政复议工作的现状及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行政复议法是继行政诉讼法之后的另一条"民告官"途径。即行政诉讼是老百姓通过到法院打官司达到"民告官"的目的,而行政复议是老百姓通过到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而达到"民告官"的目的。两条途径,殊途同归,都是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救济的途径。但行政复议较之于行政诉讼更便捷、直接,它是通过行政系统层级监督来达到内部纠错的目的,对建设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起到有力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南通“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降至2％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持续回落，已从2004年的10．6％降至今年的2名，据了解，南通市从2004年开始，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表示尊重和认同，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增加。     

关于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的自然人”的法学思考——由“公司与法定代表人行为重合问题”展开的讨论

法人被法律赋予拟制的人格,但作为拟制的"人",其并不具有自然人所有的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法定代表人是法人机关的一种,是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实现者。二者间的关系是代表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应当重合、包含在公司行为内,但法定代表人与法人的行为难免会有不重合之处,尤其体现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因此,本文以此为契机对法定代表人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并尝试以"代理"效力认定之思路,分析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效力,以解决法定代表人行为与公司行为不重合之问题。     

煤窑不合格被关闭 雇凶泼硫酸泄私愤

因自己经营的煤矿不符合开采条件且存在安全隐患被关闭,便雇人将硫酸泼到一位工委主任的脸上造成其重伤。2007年7月19日，雇凶实施报复伤害行为的北京燕山宏大矿业中心法定代表人常树及其雇用的凶手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出庭受审。     

“告官要见官”:行政首长坐上行政审判的被告席

老百姓状告政府,打起"民告官"的官司并不鲜见,但是能在法庭上见到行政机关的"一把手"就属于比较稀罕的事了。不过近几年,北京市平谷区不少打过"民告官"官司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村民、居民,还是村委会主任,在法庭上与坐在被告席上的局长、镇长乃至区长"过招",还真不算是稀罕事了。2011年6月,北京市平谷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王某     

『一把手』眼里的依法治国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一口气提了5份带“法”字的建议: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改社会矫正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 受十八届四中全会启发,李建春把自己的两会关键词从去年的“民生”转为了今年的“依法治国”.就在春节前,他所在的巴南区刚完成“依法治区”的部署.去年,巴南区区长陈刚也成为重庆主城区第一位出庭应诉“民告官”案件的区政府“一把手”,他出庭还有一个目的,“想扭转近年来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尴尬局面”.     

非专家型法医是否可以出庭对法医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辨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对于一个专家型法医来说,可以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被申请出庭,对其他法医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就是通常所谓的"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但是非专家型法医是否也可以出庭对其他法医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呢?在《刑事诉讼法》修订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