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生产与消费关系论供给侧改革

本文意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基石,阐明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基本逻辑,理清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以及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区分,从需求侧的动力疲弱、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供需不匹配几个方面阐述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论述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路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去库存化、强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为视角

1924年初,中共党员袁玉冰发表《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一文,向青年学者推荐23部书籍和5种刊物作为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参考。其中,书籍中有5部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另有13部的内容与马克思经济学说密切相关;5种期刊在1924年前也都刊登过大量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文章。这些书籍和刊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早期传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超越——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直接关涉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扬弃私有财产的理论主题,决定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辩证法批判为突破口展开;而辩证法批判就是对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批判,亦即对实证主义与超验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为马克思进一步深入人的现实的自我生产史提供了方法论前提,从而直接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进程。     

从社会结构和历史分期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关节点

对唯物史观的最一般最本质特征的表达,一般认为就是1859年1月马克思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本文将把这篇序言作为关节点,从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分期两个方面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分析,以更深刻地理解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     

“天籁之音”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接合——评《侗族大歌》

正"侗族大歌"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早在宋代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就有"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的记述。侗族大歌作为侗族文化"三宝"(大歌、鼓楼、风雨桥)之首,在当今已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被国内外音乐界公认为保存最完好的"天籁之音"。其独特的复调和声,无伴奏的自然音质,悠扬婉转的旋律,凝结着侗族人民追求幸福的生活愿景,彰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但对其评论一直众说纷纭。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自己认为,其在材料上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在研究方法上“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这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但其材料与方法和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作用——兼论马尔库塞与弗洛姆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曲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实践＂为核心概念,克服了近代哲学无法克服的心物、主客二元对立,也对克服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手稿》奠定了成熟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预示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雏形。通过分析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手稿》的曲解,可以一步说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开思想之花 结实践之果——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问题自从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来,已经是全党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么一个宏大的主题,深入进行讨论,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章,包括已经出版的一些政治理论读物,但大多数主要是解读式或教导式的,大多是从理论范畴出发来解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问题,还有不少文章则是把工作中的具体做法直接说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中国民主样式的一种很有价值的构想——评李后强、邓子强著《协商民主与椭圆视角》

中国走向不断完善的民主化进程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式？     

一般规律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之新见——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某一视角解读

如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一大特色。这种“结合”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有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本文立足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统一的原理解读这一问题,并据此提出,不能离开普遍性而专讲特殊性,故不能狭隘地片面地理解“中国特色”问题。“中国特色”就是“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是统一的,不可割裂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

从文化根源上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害最大的就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以及它们之间关系被扭曲的两个基本表现形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文化层面上看,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表现形态实际上都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所作的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诠释。从方法论上看,要从理论上破除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正确、全面地认识“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辩证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重大成果。只有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 ,才能真正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正确把握其科学内涵     

“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邓小平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和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发展的理论,朴实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邓小平也正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层面的考察与现实层面的追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逻辑延伸与现实推广,其理论前提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普适性与民族普适性.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的原理虽然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论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对该矛盾发生质变的临界点并未作明确界定.由于俄、中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均非"瓜熟蒂落"的社会革命,故落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后遗症,并分别走向崩溃与改革.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正确取向,但仍存在着一系列的理论困境与现实困境,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在理论上与现实中应对这些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能走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区.     

“三为民”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思想认识就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概括,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当今时代特征的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三为民"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角度回应了这一时代呼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主客体关系、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的权利和道德关怀对象等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而其泛主体论、泛价值论和泛道德论恰恰造成了主体的缺失、价值的缺失和道德的缺失。“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鸟托邦”式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再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有一个演变历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化五个方面来进一步阐述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新起点。     

“大众”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刍论

"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主客体双重意义,当今中国"大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搞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工作,必须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分众化";认清意识形态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搞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定位;逐步实现从命令型、权威型向感召型、濡化型的转换;要从"大众"的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从单向型、灌输型向循环型、参与型的转变;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逐步渗透到大众的生活方式中去,并保持其主旋律不变。     

“三个代表”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把握“三个代表”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既要从纵向看,考察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关系,又要从横向的比较中考察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