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缺失与弥补

随着国际人权主义的发展,现在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也是更加注重保护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而与此同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却很少被提及,表现在被告人抗诉请求权方面尤为突出。本文将针对被害人抗诉请求权存在的审查程序问题及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来完善我国的被害人抗诉请求权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语境下的抗诉选择

协商型司法理念为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触发机制带来了微妙的影响。面对一审裁判结果，检察机关宜更加关注抗诉制度的责任义务面向与价值传导功能，作出更为适应制度功能调整的抗诉选择。认罪认罚案件中，基于对裁判依据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建议采纳情况及程序正当性判断，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因一审裁判自身而引发的抗诉选择；当裁判据以定罪或量刑的证据性质、内容等因素因被告人反悔上诉而改变并产生足以颠覆裁判结论的变化时，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因被告人反悔上诉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而引发的抗诉选择。由此，将抗诉作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以新的抗诉选择体现检察机关的司法态度，有助于长远地平衡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     

刑事抗诉的实践与制度完善--关于对深圳市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情况的调查

通过对深圳市检察机关两年办理的刑事抗诉案件的情况调查,可以看出,刑事抗诉工作存在抗诉范围小、类型单一,甚至抗诉无法实现等困难,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检察机关参加抗诉法庭的地位、身份及抗诉审理的时限、程序等,以改进刑事抗诉工作,完善刑事抗诉制度.     

“新的证据”启动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程序研究

新《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方面的规定有许多新突破，不仅将检察机关的民事再审抗诉情形与法院再审事由进行了统一，而且细化了检察机关再审抗诉和提请抗诉的条件。特别是将“新的证据”作为检察机关启动民事再审抗诉程序的情形之一，必将为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带来实体和程序上的种种挑战。     

论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

对刑事审判进行监督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这种监督不会动摇法官的中立地位,不与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诉职能相矛盾.应通过强化对审判程序的监督和限制对不利于被告人的生效裁决的抗诉等方式完善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     

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模式:方式、问题与制度完善

根据参与诉讼的方式、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诉讼进程的影响力的不同,可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区分为"强参与"与"弱参与"两种模式。对于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而言,由于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独特,其并不能被归纳为纯粹的"强参与"或者"弱参与"模式,而应定位为以"弱参与"模式为基准,同时强调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以及程序影响力的一种混合模式。在被害人参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具体方式中,影响程序启动、接受道歉并获得赔偿具有明显的"强参与"特征,而提出量刑意见、请求抗诉则呈现出"弱参与"的状态。两种模式的共存可能对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分别造成影响。为了完善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制度,应尽量化解两种参与模式的冲突,正确认识被害人对于速裁程序启动的影响力,赋予其一定的量刑建议权,并明确规定其享有抗诉请求权。     

从一个刑案的两次再审看刑事再审程序

一个刑案的两次再审反映了目前法院启动刑事再审程序及再审量刑的失范,以及在法院自行启动的刑事再审程序中检察机关所处的尴尬地位.实证研究表明,有必要严格限制法院启动刑事再审程序,法院不得根据被告人、被害人之外的其他人的申诉启动再审.同时,法院自行启动刑事再审程序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再审应由上级法院进行.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建立被告人赔偿、国家补偿的双层保障结构为视角

作为刑事案件最直接受害者的刑事被害人长期处于被忽略地位,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在当前已成为必要。探讨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必要性,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平衡、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的平衡两个方面,建立被告人赔偿——国家补偿的双层保障结构,有利于被害人权利保障途径的完善。     

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研究

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 ,是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忽视 ,它使得刑事诉讼原理自身陷入矛盾 ,并且与强化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的趋势相违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标识刑事程序从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重心逐步转向寻求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     

完善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相对于国家、集体而言,其是公益代表人,相对于法官和被告人来说,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就是原告。应确定检察机关有义务告知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在一定条件下有义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且无法定代理人的刑事被害人,检察机关应对被害人的民事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论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原则 ,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践中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悖 ,从而淡化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为此 ,首先必须完善审判监督程序 ,实行有条件的不加刑 ;其次 ,刑事诉讼法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平衡于被告人的上诉权。     

论滥用诉权

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建立的基础是平等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当事人行使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诉权的行使一旦超出了合法界限,就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诉讼随着纠纷而启动,从而出现了滥用诉权的问题.如何界定滥用诉权及滥用诉权的表现形式,都是当前需探讨的问题.     

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案件终结机制的路径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伴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寻求公力救济途径的不断扩展,广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力度不断增强,涌现出如浙江叔侄等申诉成功的案例,但是仍存在大量的重复申诉、滥用申诉权利等不理性申诉现象,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加大了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工作人员的负担。因此,对现行刑事申诉制度进行改革,尤其是完善刑事申诉案件的终结机制已势在必行。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困境及其对策

上诉不加刑原则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上诉而加刑”现象的现实存在,破坏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可采取如下对策：凡是只有被告人上诉而未被抗诉（或自诉人未上诉）的案件,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重刑罚;取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除非结果对被告人有利。     

试论我国民事上诉条件的完善——以上诉利益为基点

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上诉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如何界定上诉,关系到当事人的上诉权的有无和实体权利受保护的程度。上诉涵义的准确诠释是完善我国民事上诉条件的基础。我国现行民事上诉条件存在宽泛化的缺陷,有修正的必要,本文以上诉利益为视角提出完善我国民事上诉条件的构想。     

被害人上诉权问题刍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了公诉案件被害人以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被害人享有上诉权对被告人的上诉权并无影响 ,同时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亦不妨碍诉讼效率的实现。因而 ,我国刑诉法应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     

试论我国构建附带上诉制度的必要性

附带上诉是指当事人一方上诉后,被上诉人依附于该上诉程序而提起的特殊上诉。其最特殊之处在于,被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己满或舍弃上诉或撤回上诉后,仍可提起附带上诉。我国民事诉讼中也应设立附带上诉制度,以便在程序上公平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裁判的安定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论对刑讯逼供的控制与申诉途径

我国对刑讯逼供没有规定具体的申诉及解决途径 ,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公和对刑讯逼供控制的不力。应当建立一整套救济制度 ,为刑讯逼供受害人打开申诉之门。对此 ,应首先确立被告人提起申诉的权利 ,并参考国际上对酷刑申诉效果的有关规定 ,确定申诉的效果。     

民事抗诉再审事由的重构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了再审之诉制度之后,把民事抗诉再审事由与当事人再审事由进行等同就并不合适,可能会损及再审之诉的基础地位。民事抗诉再审事由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危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以及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