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视角下的制度自信

生产方式合理化,发展优势明显化,社会心态开放化是制度自信形成的本体依据。制度自信具有逻辑的层次、理论的层次和主体的层次,不同的层次有其相应的内在结构。制度自信贯穿制度意识,体现文化心理,它既由主体的生活意识、道德意识、价值意识和发展意识所建构,又由主体的制度认知、制度认可和制度认同所建构。制度性因素、主体性因素和事件性因素是阻障制度自信形成的主要因素。建构制度自信要从促进政治善、确保制度善、提高公众善、增强表达善等方面上手。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和谐社会就是在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实现的和谐关系,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最关键的,必须加强政府公共管理的能力,建立和形成一系列相应管理机制,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政府机构运作透明度和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重塑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的关系,实现政府功能、效率与决策机制的再造。     

在结构性改革中优化公共服务

本文提出了一个公共服务的基本分析框架 ,其包括四个层次 :公共服务的范围、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与公共服务制度激励。我国当前重点强调在我国结构改革过程中保证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公平。在结构调整中保证低收入人群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 ,保证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 ,是维护社会基本正义、凝聚力和稳定的重要保障     

公共服务合同出租：英国、美国经验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公共服务合同出租制(contracting-out)是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形式,他们被广泛用于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其优势在于: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优势互补,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可以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控制住生产成本,约束公共服务的内在膨胀趋势,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英、美两国公共服务合同出租的实践经验可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尤其是公共服务输出方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试论以德治国运行机制的约束机制

以德治国是在一定的运行机制下产生、发展 ,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的。实施以德治国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监督是关键。要真正达到提高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准 ,必须以法制为前提 ,建立强有力的以多方监督为特征的约束机制     

凭单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般机制与中国实践

凭单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在机制设计上综合了政府集中化决策与消费者分散化决策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并降低政府实施购买服务的管理成本。实施凭单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依赖于充分竞争的公共服务市场、服务具有排他性并可收费等适用条件,在管理机制上以凭单而非合同为中心,在服务承接主体确定途径上通常不使用政府采购方式,与合同制形式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异。从我国的探索实践看,以凭单制形式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质量改善、效率提高、行业发展和管理模式创新。     

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视野下生态道德意识的培养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本质就是实现生态化发展,而实现生态化发展最根本最有效地手段是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生态道德意识。为此,要从政府决策宏观层次、企业中观层次和社会公众微观层次三方面来提高生态道德意识,同时,还应发挥学校教育在环境道德意识培养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加强环保部门组织协调作用。     

社会公正视阈下网络反腐的利弊分析及其完善

网络反腐,在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积极方面看,它是制度性反腐的重要补充,并在提高反腐败效率、匿名平等参与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覆盖人群有限,不实信息较多,＂选择性＂反腐等局限性也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完善其制度和法规的不足、提升网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拒绝＂选择性＂网络反腐,是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加强道德建设应从"道德底线"抓起——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体会

加强道德建设从“道德底线”抓起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 ,是实施以德治国战略方针的需要 ,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需要 ,也是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因此 ,综合运用多种有效措施 ,强化“道德底线”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伦理约束与道德宽容

伦理和道德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伦理侧重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秩序及其所遵循的规则和范式;道德则侧重于主体自身的修身养性,执著于人格心灵的净化和身心修养的提高。在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既需要伦理约束,又需要道德宽容。有伦理约束,社会才井然有序、欣欣向荣;有道德宽容,才会有丰富多彩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格,二者不可偏废。     

现阶段警察教育及训练问题之探讨-以台湾警察大学教育现况为例

台湾地区警察所面临的治安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益显严峻。台湾警察大学未来之发展规划 ,将定位在对公共安全的整体思维之上。其教育特色 :1 重视品德教育 ,强调校园伦理 ;2 强化体能技术 ,培养领导能力 ;3 落实全人教育 ,培养健全干部 ;4 重视法学教育 ,落实依法行政 ;5 兼顾理论实务 ,注重建教合作。发展远景 :1 提升学术研究与教学品质 ;2 培养优秀专业人才 ;3 配合治安等领域之需求 ,发挥研究智库功能 ;4 推动终身学习 ,扩大社会服务功能 ;5 增进行政效率 ,提升竞争力。     

权利、规范与公共政策--以禁乞令为例看规范的有效性

规范的有效性包括法律效力、道德效力、现实效力几个纬度.本文以禁乞令为例对规范的有效性所涉及的这几个纬度进行了探讨."禁乞令"对行乞者的乞讨自由权构成了限制.这种限制尽管是出于管理者对于某些公共政策如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等方面的考虑,但是仍然在其规范有效性问题上遭到质疑.     

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姓"公",它以服务全体公民为对象,主要任务是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促进公民的文化消费。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是政府,主要职能是指政府为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所提供的基本文化服务,包括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目标、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这里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不是指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而是指如何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安排。推进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举措,包括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以核心价值凝聚共识、靠道德建设规范行为,以及全面整合文化资源、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等。     

关于全面提高公安服务质量的思考

全面提高服务质量是公安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党和政府、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贯彻“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要求。全面提高公安服务质量必须确保效率服务到位,确保“微笑”服务到位,确保服务范围到位。全面提高公安服务质量,还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管理就是服务,工作态度从“你求我办”向“我为你办”转变,工作要求上从完成任务向优质服务转变。并要注重民警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服务形象的提高。     

加强公安情报信息工作是提高公安工作效率的基础

公安情报信息工作是公安工作生命线,公安工作效率的提高必须依赖高效率的情报信息工作,而当前情报信息工作制约了公安工作效率的提高.网络是情报信息工作与提高公安工作效率的最佳结合点.提高公安工作效率关键是依靠效率的道德基础,只有情报信息工作超常规效率的出现,才能保证公安工作超常规效率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理论逻辑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弥补政府和市场不足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论述和阐释西方学者言论学说,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基础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国家与社会二重化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具体方式之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正义的实现,推动社会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本质要求,有利于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是马克思公共服务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行政荣誉机制的三重功能

行政荣誉机制具有三个层次的功能 :以道德评价的形式 ,通过对公务员个体进行道德激励和利益激励 ,促使个人有充分的道德自觉 ,促成完整人格的最终完成 :具有提高行政组织效率、增强行政组织的凝聚力、促进廉洁政府目标的实现、提升政府形象的功能 ;对社会 ,具有导向、示范的功能 ,并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坚持从公安工作实际出发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深化公安教学改革

当前,必须坚持从公安工作实际出发,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深化公安教学改革。具体做法是以加强实践教育为突破口,促进教育全面改革;以德育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优化教学手段。 公安教学改革;;素质教育;;公安工作实际;;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德育     

Study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Fraud: Based on Signal Transmission Model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ousing security object would lead to adverse selection, opportunism and moral hazard during the rental process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hina’s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and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bout public rental housing fraud, we constructed the signal transfer model suitable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China’s public housing fraud, and focused o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of social service tim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social service time can be used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to reveal the separation equilibrium and pooling equilibrium of various income groups under different social service times. Finally, we took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community of Lanqiao Jingyuan in Hangzhou as an example to make a case analysis,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e operability of the model, and indicated that social service time as the signal is helpful for the reaching the ideal state of equilibrium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