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文化语境下大调解的脉络梳理与冷思考——通往中国法治的自我意识之路

调解被西方誉为纠纷解决的"东方经验"。司法改革进程中,曾一度被边缘化的调解为何再次重拾并被广泛推崇,最后又迈入沉寂。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厘清当下法治建设、司法改革存在的政治背景、法治初级阶段的限制性条件、"和合文化"传统观念、"时空压缩"法制发展环境等外部条件对理解、回答、反思以法官调解为主导的大调解为何被广泛推崇甚至被作为法院、法官考核的重要依据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司法ADR制度的构建

司法ADR是顺应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司法ADR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司法ADR制度的设置应当采取审前调解模式,适用一定类型的案件,并实行调解人员与审判法官分离制度。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一点思考

当前,在行政诉讼领域一种在法官的参与下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新机制,已被纳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和行政法治创新的重要方面。如何界定这种新制度,是协调、协调和解、和解还是调解？这是学界争议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亟待澄清的首要问题。笔者通过考察中外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建议在我国修改行政诉讼法时采用行政诉讼调解这一概念。     

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一个中美比较的视角

近年来,司法能动作为一种与司法克制相对的司法意识形态,引起国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很多学者和法官倡导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行＂能动的司法＂。但是,能动司法的实现需要多方面条件和因素来支持,否则实行能动司法于法治是不利的。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分析美国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发现中国的不足,有利于推动中国实行有限的＂能动司法＂,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     

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以2014年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为视角

将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是我国司法领域改革一直致力于打破的藩篱,是遏制司法行政化的必要一环。深圳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为法官职业化改革点起了"一束光",并需要进一步细化,接下来的法官职业改革至少应该在理顺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法官职业选任条件和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     

司法良心视域下司法公信的构建

司法良心失落既有历史传统中法治文化薄弱,先天不足的原因,又面临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现实困境。制度与文化的并举成为奠基司法公信之路。健全的司法制度为法官司法良心的培育营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约束着法官的司法良心;文化道德教育培育着法官的司法良心,重塑着法官的司法灵魂。     

21世纪中国法官的新理念

司法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司法的改革来实现,包括司法观念和司法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建构和顺畅需要司法理念的先行和共识.一支高素质的能适应法治现代化需要的职业法官群体是推动法治国进程乃至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根基.法治的现代化需要法官的现代化,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必然要求法官角色的转换和法官形象的重塑.本文试图从司法价值理念的角度来探讨和认识21世纪法官这一职业群体在完成角色转换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自然和社会属性.     

现代司法理念下法官的品格识别

中立性是审判实务的重要特质,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成就了法官独特的品格,基于法院中立性原则的内涵和要求,实现法院司法中立性原则,应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培养法官现代职业思维模式,加强法官角色定位建设;加强立法,确保法院、法官独立、中立的角色定位;强化法官队伍建设、工作机制及机构建设;以中立性为基础和重点,加大法院司法的改革力度;建立法院所运用和管理的ADR机制,细化、深化调解工作等。     

拨开能动司法的迷雾

结合优秀法官的司法实践，针对能动司法的原则即服务大局、调解优先和一心为民展开分析．试图拨开能动司法背后的运作机理和内涵。进而得出．司法改革应该坚持司法职业化的价值取向．回到常识与制度本身。     

司法改革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 ——以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背景之下,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越来越需要专门法律人才的参与。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作为法治队伍建设的主力军,二者之间具备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逻辑和一致的工作内容,均以实现案件正义为职业目标。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还能促进各种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我国的培育。立足我国实践,学习国外经验,从适时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建立遴选律师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客观评价机制、有序建立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推进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     

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包括法官选任制度、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惩戒制度.我国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存在诸多缺失和不健全,应在宪法层面改革审判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司法审判具体制度,实现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法官独立.     

“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司法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重点强调的关键机制,而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由裁判者负责"的重要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探讨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需要明确法官司法责任的界限,合理划定追责范围;明晰权责主体,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作为主要追责对象;结合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改革设计设置追责主体以及严格法官惩戒的追责程序,强化法官职业保障。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应当以确保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前提,进而实现严肃惩戒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监督司法活动,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     

司法调解与机制设计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是研究怎样通过分散的个人行为达到规定的制度目标。司法调解的博弈机理契合了机制设计理论,在法律早于法律关系出现的条件下,司法调解能够塑造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突破中国法治困局。     

法治视野中的李慧娟事件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慧娟在一例经济纠纷判决书中的一段表述引起了一场风波。她在表述中写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从而被指涉嫌越权"司法审查",受到了被撤销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助理审判员的"严肃处理"。李慧娟事件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官的命运问题,更折射出整个法治建设的诸多瑕疵,这些瑕疵正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的这一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反思与检讨。     

法律知识结构应该是法官文化要素的核心

法律文化是指在司法活动过程中 ,影响甚至决定法官行为的一系列法治思想、司法意识、司法思想、司法道德、司法理念、司法规则等文化要素 ,简言之 ,就是司法者的综合素质。司法文化所涵盖的综合要素中 ,要以法律知识结构要素为核心 ,这不仅是法官职业特点所决定 ,而且是法官文化区别于一切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除了法律知识结构这一要素以外 ,作为法官所要具备的道德、品行、形象、伦理、人生观、价值观等等 ,往往是各行各业所共有的 ,唯有法律知识 ,法律文化水平 ,最能突出和体现法官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因此 ,法官文化要素或构成 ,…     

习惯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

司法裁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习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含有"习惯"及其相关词语的裁判文书进行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现有司法裁判中,法官们并不拒绝运用习惯。在司法裁判当中,有将习惯作为事实的,也有以习惯来证成事实的,还有将习惯作为行为的规范标准的。同时,在裁判理由当中,习惯的运用广泛存在。在此基础上,反思了习惯的司法认定,习惯为何难以被使用为裁判依据以及习惯运用的法律方法问题。     

法官员额：理论逻辑、现实背景及制度构建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法官员额制度则是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各种因素,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确定不同级别、不同地域法院的法官员额,稳妥推进现有法官队伍的精英化重组,尽力适应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需求。     

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的构成与运行

苏联末期开始的司法改革为今天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主要是依托《俄联邦宪法》、《俄联邦法官地位法》等形成的,具体包括法官不得兼职、法官行使职权不受干涉、法官的物质保障等制度。随着俄罗斯法治环境的改善,法官独立制度也从最初的成效低微发展到可以逐渐发挥其应有功能。     

紧抓精神命脉延续深化“法治浙江”建设——以传统文化助力司法改革为例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中国"为核心议题,这是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浙江省以先行先试的身份,进一步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传统文化在现代法治中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司法改革有积极的作用,可以推动浙江司法改革。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路径,在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势,以文化软实力推进"法治浙江"和两美浙江建设。     

法治视野下的乡土司法

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组成要素的乡土司法,与城市司法有所差异。其纠纷主体的熟悉性,社会关系的交错性,案件类型的细碎性,诉讼缘起和追求目标的不完全理性,使其更加追求实质正义。"赤脚法官"和"赤脚律师"是乡土司法的主角,乡土社会的力量会影响乡土司法的运作。乡土社会办案法官素养的综合性,诉讼程序的相对灵活性,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兼顾性,法律渊源的多样性,诉讼语言的大众性,法律产品的模糊性等都是乡土司法的特征。在乡土社会,法官不仅要坐堂问案,而且要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为减少法律纠纷做出贡献;不仅要在法庭上问案、断案,而且还要实现"社会控制";同时要尽力维护邻里和睦,注重立案、审判与执行的有机衔接等。总之,乡土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中国法治、司法的发展必须考虑到城乡二元差异格局,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推进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