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赌协议

在公司股权的交易过程中,融资方与投资方达成对赌协议。根据协议约定的条件的发生或不发生,双方各享有特定的权利义务。对赌协议具有促进股权交、弥补信息不对称缺陷的意义。对赌协议的有效性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相关判决的认可。     

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的法律探析

随着私募股权业的迅速发展,对赌协议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投资领域.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对赌协议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得对赌协议在实践应用中引发一些纠纷.对赌协议作为股权投资协议的附属协议,学界、司法实践及监管部门对于其效力认定尚无定论.     

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效力辨析——以契约理论为视角

对赌协议作为私募股权投资中重要的投资工具,其效力问题在学界一直争议颇多,虽然2012年最高院关于海富投资案的司法判例为各级法院中对赌协议的司法实践适用提供了一定的指引,但是将对赌协议的效力依对赌对象不同而加以区别认定却并非最为合理的方式,也极易将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引入误区。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却并非单一的对象区分可以解决,需要多种解释方法的结合,并且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也不能仅仅依靠效力识别的方法,而是需要考量协议背后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法律行为基础,分析对赌协议的法理基础及民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私法自治中对赌协议的限制维度,把握私法中契约自治和法律干预之间的价值衡量方法,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的界定对赌协议的效力。     

财务资助视角下的对赌协议效力分析

对赌协议作为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的一种金融工具,其在我国的合法性因为2012年最高法院对"海富对赌案"的终审判决而受到挑战。国内外学者对于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支持态度。但当对赌协议的融资方无法实现协议约定的目标时,投资方给予的特定资助行为是否会构成英国法上的"财务资助"行为,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可能直接导致该项条款被宣告无效。通过对二者的介绍和比较,深化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基础,对赌协议的适用具有巨大经济价值。     

对赌协议规范的理性选择：载舟式的策略

近年兴起的＂对赌协议＂是投资融资双方的契约安排,是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博弈。面对＂亦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对赌协议,正确认识其合法性,在法律规制的制度建设中采取＂与其赌不如疏＂的策略：在审慎签订对赌协议的前提下,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运用事前预防、事中事后救济等手段。积极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使对赌协议成为提升公司质量的一种新途径。     

私募股权投资法律风险的分析与控制

私募股权投资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如何识别与控制,是私募股权法律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可能面临其法律主体因素、权利义务因素和救济途径因素引发的法律风险,而其市场风险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控制。通过优先权条款作为工具,健全与完善以回购权、拖带权、反稀释保护和知情权保证为内容的特殊权利体系,可以有效控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风险。同时,通过对赌协议的完善,可以有效控制私募股权投资所面临的市场风险。     

对赌协议的法律适用及风险防范

对赌协议是以融资方未来收益为投资内容的一种协议,对融资方而言,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资金,从而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对投资方而言,虽然充满风险,但丰厚的回报是其投资的动机。从性质上讲,对赌协议是一种射幸合同,也是无名合同,其法律适用必须依照合同法总则规定。对赌协议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问题,也会对投、融资方带来风险,但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了更好地和国际金融接轨,对投融资领域中的对赌协议不能一律加以禁止,而应加强监管,防范风险,通过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加以引导,通过估值标准的国际化、真实条款的运用等技术化手段加以完善,以促进对赌协议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海富投资案看新的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

海富投资案是我国首例有关PE"对赌协议"的案件。一、二审法院的判决表明,应该区分民事审判和商事审判;而且,对于商事审判,特别是对PE"对赌协议"合法性问题的裁判,不能依据传统的民事审判理念来进行裁判。再审法院的判决不仅首次对PE"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作了认定,在明确认定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的同时,还肯定了与目标公司股东"对赌"条款的效力;更重要的是还明确表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级人民法院需要确立新的商事审判理念来审理和裁判新型的商事法律争议。     

股权转让效力问题研究

股权转让合同是股权转让的原因,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物权法和债权法上的双重效果.股权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发生变动,但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发生对抗公司的效力,只有股东名册记载的变更,才能发生对抗公司的效力.股东名册记载的变更,能够对抗公司,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只有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才能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问题研究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问题,我国目前立法上存在空缺。本文通过对股权人身性的分析,得出股权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结论。既然股权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在继承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的立法选择上,应当赋予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须受公司章程或已故股东生前与其他股东之间所订协议的限制。     

出资瑕疵股东股权转让效力探析

出资瑕疵股东对公司负违约之债,但其股权转让并非不能发生效力。应以分层次的研究方法探讨瑕疵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三个阶段的效力,以确定补正出资瑕疵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同时保护公司和债权人利益。     

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预约救济之探索

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并非所有磋商过程中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均构成预约。预约的认定应当审查意向性协议当事人的资质、目的等具体内容是否具备预约的合意性、约束性、确定性、期限性等基本特性,不具备以上条件则难以认定为预约,不构成预约则当事人可以通过追究缔约过失责任等方式来保护其合法权益。     

外资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法律分析

本文首先对外资对中国上市公河股权收购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并介绍跨国并购(含对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发展情况;然后回顾了有关外资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展,并对股权协议转让、定向增发B股、间接收购、中外合资四种实践中主要的股权收购方式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述;最后对外资收购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所可能带来的国有股权转让和垄断两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固化需谨慎——基于S市16年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沿海地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于2016年底开始在各省全面推行。时至今日,沿海地区以股权"生不增死不减"为内涵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经实施了10多年。本文以G省S市为例,指出S市频繁发生的农村集体经济股权纠纷现象,本质上源于现行的股权固化与村社原有集体经济制度内涵之间的内生性矛盾。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西部地区有必要重视沿海地区已经广泛发生的股权纠纷,谨慎实施股权固化。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法律问题初探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法律问题初探张力由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人际关系不和、经营不善、投资者破坏及投资者处分股权等原因，致使中外合资经营者在企业投产前或合营期间进行股权转让的现象屡有发生。我国现行法制尚不健全，对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纠纷的处理，...     

股东权利义务概括性转移的自由与限制——以公司发起人为视角展开

股权转让问题的核心在于出资义务的可转移性,而出资义务无法代表股权附随的全部责任义务。以公司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为股权转让机制的客体能建立更周延的股权转让制度。尤其在认缴制赋予了当事人自治其出资期限和出资方式的背景下,致使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期限无限扩展。实际上,发起人之身份作为《公司法》中的一类责任主体,认定标准为应然状态下的法定事实,但不应该完全捆绑其法定身份与附随的责任义务。因此,发起人身份的确立源于公司设立期间的发起人意思合意(发起人协议),应该准许其合同地位与附随的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移。据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之保障不仅得到了延续甚至扩展,还提供给发起人责任豁免的机制与渠道。     

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的法理学分析

高风险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包括风险投资活动,利用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工具进行金融交易的法律行为,国际风险投资机构在我国股权投资过程中通过对赌条款追求高风险利润的投资活动等各种高风险金融投资与交易的法律行为.从法理学的层面看,正义观是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最基本的价值观,成为实现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的灵魂和精神,而法律规制是运用法律规范对高风险金融交易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规范和保障的重要手段.高风险金融交易法律规制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是实现社会正义、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保障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必然选择.     

论技术股权的转让

随着公司对拥有个人技能、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重视程度的提高,技术股权的存在越来越普遍.现行做法通常是用章程和协议对技术股权的自由转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通过厘清实现其自由转让的前提和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打破现行做法的惯性思维,保障技术股权的自由转让.     

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吗？——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质疑

2005年《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效力问题。但是,变更登记是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的。因为股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因登记而形成的,所以变更登记不具有作为股权转让必要条件的基础;股权的私权属性、公司经营秩序的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更登记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的登记与否,对保护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另外,该条的规定还存在逻辑混乱的立法技术性问题。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针对法院处理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遗产继承纠纷问题耐方法不相—致盼现象,从我国实践中存在的五个问题进行分析,围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性质、股权能否作为遗产继承及继承人可否因继承被继承人的股份当然取得股东身份资格、公司其他股东能否以优先购买权对抗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股份取得股东身份以及其他股东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等方面展开分析,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将实践中发生的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之相关法律问题加以梳理,提出相应观点,并对股权继承的法律程序作相应的构思,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解决此类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