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腐败治理的主要经验、历史局限与现代传承

腐败治理的成效关系着国运兴衰,吏廉则治盛,政清则国强。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长河中,腐败治理被高度重视,前人积累了建章立制、突出惩戒、强化监察、重典治吏、完备考绩、涵养官德等丰富经验。这些经验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传统政治智慧,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而无法发挥其治本功效。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治理经验有着广泛的民众心理基础,又与当前反腐治本之需高度契合,极富文化张力和生命力。对传统社会腐败治理的经验与教训,需要从持续推进高压反腐、不断完善制度法规建设、强化官德教育、创新党政干部管理等方面加以传承和发展。     

明朝初期“重典治吏”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重典治吏”思想在朱明王朝立国执政的纲要中占据指导性位置,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明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民众肃腐惩贪的愿望。反思当下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明初的“重典治吏”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根源上摆脱特权思想的牵制与羁绊,进一步提高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在强化惩处的同时兼施奖励,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吏治传统嬗变视野下官员廉治方式的重塑

在对古代治吏体制进行批判与借鉴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古今政治形态、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嬗变,正是基于这些社会背景的更迭才促使我们在官员政治伦理培养和廉政监督模式、官员选任机制上面临着与古代不同的理念重塑和机制重构。立足古今治吏背景的不同,只有将古代治吏经验注入新的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实现官员政治伦理与责任形式的重塑,廉政监督理念与模式的重塑,官员选任理念与模式的重塑,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才会为当下中国重塑官员廉治方式提供有益资源。     

吏治传统嬗变视野下官员廉治方式的重塑

<正>我国古代吏治有着丰富而系统的经验,但其毕竟是发端于农业文明,建立在专制政治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对古代治吏体制进行批判与借鉴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古今政治形态、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嬗变,正是基于这些社会背景的更迭才促使我们在官员政治伦理培养和廉政监督模式、官员选任机制上面临着与古代不同的理念重塑和机制重构。立足古今治吏背景的不     

略论西汉的“严于治吏”及其影响

“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深刻的反映。从零星记载的汉律条文中可以窥见:在汉代,“严于治吏”的主要表现是制裁各级官吏的渎职、失职行为;严惩各级官吏的经济犯罪活动;约束官吏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等等。     

全面从严治党与“官德”建设

正一、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全面从严治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因为从严治党的重点和难点在从严治吏;从严治党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从严治吏的效果。"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建党的最高原则,它的提出历经了从"治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过     

廉洁政治的内涵解读

廉洁政治是在政治共同体中为公共利益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活动。廉洁政治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它是一个系统结构,其本质和核心是"廉正",关键和重点在上层,基础在社会风气。反腐败必先反特权。建设廉洁政治既要从严治吏,也要注意加强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培育良好世风。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吏理论和《资治通鉴》的总结

本文从先秦儒、法、墨诸家均重视治吏及其治更理论的异同，谈到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结合史实记述，比较全面地总结我国古代的治吏理论，尤其是儒家的治吏理论和实践。     

什么是特权

剥削阶级国家法律上允许统治者个人、等级或社会集团在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是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内部等级不平等在法律上的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废除封建特权的同时却确立了资本的特权.只有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铲除特权的根源.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任何超越或凌驾于法律     

中国明、清社会绅士阶层的社会功能与其特权的关系

"绅士"阶层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这个主要由当时的文化人构成的群体,享有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特权。在社会中,他们充当着政府与人民的中介。而特别是对于基层社会的建设及其稳定局面的维护,还有文化的传承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因为有了一系列特权而能担当这种特殊的角色,而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既是对其地位的肯定也是其阶级本质的外在表现。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 ,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在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 ,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至关重要 ,是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关键。古人云 ,“政者正也”,这说明 ,官吏的道德建设尤为重要。以往的统治者在讲“以德治国”时 ,其实是在治吏 ,其着眼点在官吏的道德建设 ,要求执政的各级官员仁义施政 ,澄清吏治。的确 ,在一个社会中 ,执政的官员首先要讲道德 ,我们今天讲“以德治国”也是…     

古代中国治国为何讲究“德主刑辅”?

正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那么,我国古代治国为何选择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呢?谈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就不能不提到秦汉之际在治国策略上的儒法之争。先秦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中,以儒家和法     

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是取消特权

撰文说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不必提“巴黎公社”。请回顾一下历史: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不是平均主义。它的工资原则是增加低工资,降低高工资,特别是取消了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和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以缩小差别,而保留了必要的和适当的差距。 我认为,巴黎公社工资制度可体现的分配原则与按劳分配原则,是既有联系又     

职务连坐制度及其普世价值

"一人犯罪,诛其九族",是中国古代连坐制度的一个形象表述。职务连坐,在我国古代,特指官吏职务连坐。作为古代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产物,连坐制度与儒家正统思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选取官吏职务连坐为视角,分析连坐制度的理论基础,探索连坐制度何以在与正统思想矛盾的情形下延续千年,并试图重新审视连坐制度的普世价值,论证在现代官吏治理中引入连带责任问责方式的可能性。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探析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是一切崇尚法治的国家所必须坚持的刑事司法准则,也是法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重要的宪法权利.自美国宪法正式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能力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正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同样有必要确立这一特权规则.为此应当废除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义务,建立和完善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有关的配套规则,同时在宪法上将这一特权正式确立为公民的宪法权利.     

我国古代廉洁文化的主要内容及作用浅述

公权力要求廉政,也可能产生腐败,在渴求廉政和反腐败活动中产生廉洁文化。廉洁文化,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古代的廉洁文化主要有:高扬德治、民本思想、修身自律、重义轻利、崇尚节俭、重视治吏等内容。我国古代的廉洁文化为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提供精神支持,为我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论建国前后毛泽东对中国廉政文化传统的改造

正建国前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着手改造中国廉政文化传统。通过改造中国古代的廉政教育传统——从德治教化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清官崇尚传统——从青天大老爷到人民勤务员,垂直监察传统——从垂直监察体系到立体化监察网络建设,重典治贪传统——从惩处的残忍性到人本化,构建了新型的廉政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廉政文化,开创了建国     

从严治吏与选人用人科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的基本特点与基本启示

在"四风"与腐败问题现象背后,明显存在理想信念动摇、人格分裂、宗旨观淡化、群众观异化、权力观异化、责任担当意识不强等突出问题。究其成因,关键在于治吏不严或治吏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吏,明确好干部标准与好干部成长路径,致力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呈现出自上而下以身作则、抓"关键少数"、从严从实真抓实干、严明规矩强化底线、强化制度建设、廉洁自律与依法治权相结合等显著特点。从根本上看,从严治吏关键在于选人用人科学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对干部进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对于选任干部实行"组织提名、差额选举、民主选举"三结合,则是实现选人用人制度科学化的关键所在。     

对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问题的探讨

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的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课题。在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对官吏道德品质修养的研究。古籍《尚书》强调“敬德保民”的思想,所谓“吏廉平,治道衰”,“大臣洁,小巨廉,国之肥也。”是对从政者的一条古训。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此可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