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当今中国社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问题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需要来自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支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综观我国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存在诸多不和谐的方面,需要我们在认清原因的基础上,促进其协调发展,以保证制度对于社会有机体作用的发挥.     

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协调问题探析

本文从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协调的理解出发,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两种制度必须相互融合协调的观点,并指出了我国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制度不协调,最后针对国情提出了促进制度协调的方法和思路.     

经济行为中的制度冲突与协调

自 1992年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堪忧的现象：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场行为、经济信用的严重失常、职业道德的缺乏、千奇百怪的寻租现象……对于这些现象,有的学者称之为“道德滑坡”,这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难以揭示问题的实质。本文试图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角度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就我国的制度协调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一、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就是管束人的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国家规定…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实践证明,这些问题主要由制度因素引起,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重视农村的制度效能.以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涵以及它们的关系为理论视角,来探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科学的正式制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保障,人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秩序和谐的合法性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实现科学正式制度与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与统一.     

中国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公务员录用正式制度，按照狭义理解，仅是人为制定的“正式规则”，也就是指围绕公务员录用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录用流程、考试程序与内容设计等体系制度。录用的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能。这种主观性的制度认可则属于录用的非正式制度。因此，公务员录用的非正式制度是人们长期形成的包括官员考选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组成约束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制度环境，两者的结合才是公务员录用制度的真正涵义。     

行政问责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接——兼谈剧组破坏环境事件

<无极>剧组破坏环境事件,彰显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不仅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更新,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实施行政问责在注重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的同时,必须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与改进.因此应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以寻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路径.     

试论廉政建设中的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按程序办事的规程和行为准则．也是一种稳定、受重视和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制度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容易理解，在具体形态上一般是成文的。对照党的廉政建设工作实践．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与正式廉政制度对应．     

中国出口贸易的机制权衡:信任还是法治?

本文关注基于关系网络的非正式制度与基于法治的正式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使用2010-2017年中国与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情况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单独考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时,二者均对贸易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通过引入信任与正式制度的交叉项,则发现二者呈现强烈的替代关系。针对这一关系作出的初步解释:两种制度之间的作用机制应存在本质差异。一方面,作为隐性约束的信任水平是开展长期贸易合作关系的一大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作为硬性保障的宏观正式制度,则起到监督与激励的作用。在贸易活动中,两种制度往往同时存在。因而,对两种制度的权衡与选择尤为必要。     

激进还是渐进:不同国家制度变迁道路与方式的比较分析--以市场取向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分析为背景

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约都有着自己的惯性与相对稳定性,由于路径依赖影响性的存在,因而大多数的制度变迁应是渐进的和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情况就大都如此.前苏联与原东欧国家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虽有理论上的完善逻辑性,但实际成效却差强人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由于符合中国国情与制度变迁需求,因而实践中的成效却是十分显著的.     

非正式制度下中西方公务员录用机制的差异

公务员录用的非正式制度内生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在公务员录用制度形成的同时，非正式制度也相伴而生。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存在差异，因而非正式制度亦存在着诸如“高道德自律”与“低道德他律”、“官本位”与“商官二元化”意识形态的差异等。这些非正式制度差异深刻影响着中西方公务员录用的过程和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