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建设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目标,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建设是成员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建立既有利于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经贸政策的协调,因此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具有必要性;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密切的贸易联系和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各成员国合作意愿较强,中亚安全形势向好,都使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成为可能。GTAP模型的模拟分析也表明,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建立,能够产生明显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对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应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贸易自由化、加速投融资一体化、完善成员国之间政策协调和密切区域内人文交流五个方面对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的建设路径和方法进行思考和探讨。     

新贸易体系下中国何去何从

在国际贸易方面，设立上海自贸区的目的不是要在那近2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与全球进行自由贸易，其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上海自贸区来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由贸易体系，为今后加入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做准备。     

财讯

消息1上海探路自由贸易试验区快要吃完保税区、直辖市等带来的"改革红利"的上海开始担忧它的未来了!如今,它正力图通过进行自由贸易园区试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2009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起草了《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2011年,上海明确提出打造自由贸易园区。3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考察外高桥保税区时的表态则体现了中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其实施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是"以对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扩大贸易"。它申明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具有直接约束力;要求其他国家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坚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它以"国家安全"为由,连续发起贸易"337""232"和"301"调查,对相关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威胁同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一个侧面,即把中国确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为此要竭尽所能阻止中国高科技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不利局面。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     

意见与媒体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3年11—12月文章:《国际贸易》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中心两负责人之一阿尔温德·帕纳加里亚认为,富国与穷国对“公平贸易”的无谓争论掩盖了某些事实:贸易开放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增长实行贸易开放不可或缺;自由贸易能激发经济快速增长,从而有助于实现脱贫;尽管穷国要求公平贸易,但穷国对贸易的保护比发     

上海自贸区一周年 为改革测速

9月29日，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正式挂牌一周年，一年来，这块“改革的高地”聚焦着海内外的关注，也承载着海内外的压力。对内，正如李克强指出的：“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首先是从沿海开放的经济特区带动的。今天看来，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而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点，影响着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也为新一轮改革提供动力。但正如所有的改革一样，顶层设计和底层诉求之间永远存在落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法制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正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尽管文化贸易增速较快,但总量和内容都有待提升和扩展,同时还面临着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国际法律理念围绕促进文化自由贸易与强化文化保护的重大分歧的严峻挑战。中国应借鉴日本、美国、韩国、英国等文化出口大国完善国内法律体系,克服国际法律困境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机遇,通过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规范文化产品出口,转变政府职能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有效利用国际贸易救济与争端解决机制,打破市场准入壁垒等措施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作为临时方针以及未来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致发展方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传统:建立强大的美国经济,从更强势的地位迎接新挑战;希望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重新领导世界,并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组建模块化联盟体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强调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的国家.尽管不排除在一些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新进程及其影响

针对数字经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于2013年被正式提上议程,并逐渐形成了以双支柱为核心的税改方案。2021年10月,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式获得大多数改革参与国同意,计划于2023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未来将对全球税收治理、全球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和避税型离岸中心等产生持续影响,也将给中国完善税收体制、发挥大国优势、吸引中资跨国数字企业回归、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与创新等带来机遇。但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同时会收紧中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对香港金融稳定也会造成影响。中国应以本轮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参与,并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加快市场化建设和金融开放进程,在自贸区对标高水平国际创新,以及提升香港内生增长动力和稳定性。     

专家笔谈：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这组专家笔谈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战略思考、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摩擦、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有关领域的应对策略等。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三个方面思考。在外交战略层次上,对外工作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加强战略缔造工作。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在大变局时代,我们既要关注中国的变化,也要加强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并加强对国际经贸新形势的研判。中国今后的内外政策选择,将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和调整产生深刻影响。     

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映射下的“印太经济框架”

在继承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基础上,拜登政府重新塑造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底层逻辑,形成美国贸易政策的“新思维”。其试图放弃传统方式的贸易自由化,以国内政治需求为中心,构建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抑制所谓“逐底竞争”,引导跨国公司从追求效率转为追求“最优成本”,最终重塑全球价值链,并实现“安全和韧性”。“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映射,集中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思维逻辑重塑的结果。贸易政策新思维使得“印太经济框架”显现非传统贸易协定、推行新涵义的市场准入、与其他区域战略呼应、重视集体能力等特征。其战略目标是重获区域经贸规则制定权,重塑中国所处战略环境。面对未来区域内可能出现的种种“去中国化”挑战,中国需在亚太经贸合作领域做好全局性战略应对,坚定地坚持多边治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同时,针对“印太经济框架”的不同议题,中国应及时设计短、中、长期的应对战略和策略组合。     

碳关税的国际法与国际机制研究

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提出对未承诺减排国家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将＂碳贸易限制措施＂直接扩大为关税壁垒,明显违背了多边环境协定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法规则,凸显两者间的冲突。在应对策略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实施程序的困难及在国际法规则中隐含的合理性,通过国内碳排放交易制度、国内碳税等制度的建设,应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此类贸易与环境纠纷。同时要注意这一问题背后的国际机制乃至大国战略转型,把握未来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策略方向。     

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

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全球贸易谈判徘徊不前导致各国纷纷寻求自由贸易协定,这也使得学术界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关注有增无减。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究竟是全球贸易体系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的争论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区域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过,无论区域内是否存在霸权国,制度的理性设计却是一个运行良好的自由贸易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而观念认同在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上发挥的作用却不易衡量。国家在追求自由贸易协定时主要是出于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考虑,而当国家"黑箱"被打开的时候,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国内利益集团则会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策的最终结果。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

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但金融危机对美国创新动力和教育体系的影响并非显著,因此,断言金融危机将使美国丧失竞争力尚为时过早.中美经济和贸易的依存度较高,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在2009年逐步显现.面对美国的金融危机,突出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既要预防金融危机的滞后效应,也要从国家利益和商务外交的高度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并重新定位和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     

《美国国家战略》一书出版

我院刘金质教授所著《美国国家战略》一书已于1997年4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62万字。 《美国国家战略》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较为详细阐述了美国国际战略的形成及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苏战略给予了特殊的注意。全书共7章,其基本内容大致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分析了美国战略形成的国内根源以及从尼克松主义到布什“世界新秩序”的发展;美国的军事战略,尤其是核战略的发展,     

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

特朗普秉持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退出多边国际机制,视国际经济竞争为零和博弈,推行一系列"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特朗普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使美国沦为自由贸易的牺牲品,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起了包括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多元制衡：“印太”变局下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澳关系也自2016年以来经历了重大波折和结构调整。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领导能力及意愿的下降,对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境带来了结构性挑战。安全挑战的加剧、国际秩序的变化、经济依赖的失衡,均给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试图在调整其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其他域内国家的关系,通过多元制衡的方式应对风险挑战。在安全领域,澳寻求强化以美澳同盟为核心、以亚太盟友体系为支撑的多元威慑能力;在政治领域,澳试图以“志同道合”国家的小多边倡议为主要机制、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核心发挥多元领导作用;在经济领域,澳在稳定中澳经贸关系的同时,追求以亚洲国家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的多元融合目标。同时,澳外交战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对美依附惯性下战略独立性尚有不足;二是外交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斗争。对中国而言,需要在正视中澳分歧的基础上,探索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同时也需将澳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进程中,缓解澳方战略焦虑,促进中澳关系行稳致远。     

美国为何能主导TPP谈判——基于结构性权力视角的考察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一个由美国实际主导议题设定、成员选择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一个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国之所以能主导TPP谈判,根源在于它在亚太地区拥有安全、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结构性权力。作为地处亚太地区但被有意排除在TPP之外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将面临很大的战略压力。为此,中国在重塑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方面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有战略部署和策略推进的灵活配合。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