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少数族群诠释视角：指向、基础和路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往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要素作为创新点和突破点。中国的少数族群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少数族群的优秀传统文化。把少数族群的思想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少数族群在历史中的世界观、人口移动、性别角色和习惯法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在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同既有理论比较的基础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跨境田野调查和全球史的少数族群视角诠释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可以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思路和开辟新路径。     

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概念生成是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的基本维度,也是进行理论构建和创新的重要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践表明,提出全新概念、重新界定既有概念及概念的跨学科引入和转换是实现理论创造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尝试发掘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反映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话语,运用它们来修正根植于西方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不足,由此展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概念在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方面的价值和潜力。中国概念的发掘与植入需要遵循概念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基本原则,在强调中国经验和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以便让中国概念适用于解释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对外政策行为。     

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编者按21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一个停滞的局面,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方学界,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国际体系的三大要素——实力结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

2013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学者所创造的核心概念,并比较这些概念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概念的异同,     

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介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产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的是:以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与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1984)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派在发展中从最初的互相大争论转为了从理论框架到研究层次多方面的趋同。九十年代以来,出     

欧洲18世纪均势隐喻的演变与“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形成

权力的平衡是一种公认的隐喻表达,经典力学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18世纪的均势隐喻发生了巨大变化,均势隐喻的嬗变既取决于控制相对权力兴衰的军事经济动态,也取决于基于宇宙学之下规则和论述的建构,新的宇宙学建构使得权力政治和均势政策合法化和自然化。这一时期有关国际关系智识的增长和进步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伴随新的国际秩序诞生,这一本体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势的隐喻不仅代表了彼时国际政治的特征,更代表了启蒙运动对科学的信仰,以及在唯物主义自然哲学下人类对自己控制世界和未来的信念。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文理论到中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 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就理论价 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 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 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 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 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 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 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方理论到中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就理论价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笔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联部世界政党研究所、上海市社联、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于2021年5月29日在锦江小礼堂联合举办"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理论创新研讨会",本文是部分与会专家的报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重要引领。推陈出新,守正创新,是这一理论建设的重要方法。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方法论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深厚的历史观、鲜明的时代性,以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价值观引领外交思想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于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为引导世界大变局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演进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双循环新格局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新定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多赢发展。在海洋领域,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海洋安全观涵盖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敏锐把握时代动向,对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经典路径”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第二次论战”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存在误解,实质上这场论战围绕如何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概括展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信奉者分别构建了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哲理性思想,它由一系列有关国际关系且彼此间密切联系的普遍性命题构成,其重点是展示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思考;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简洁的理论模型,它由一整套彼此联系且清晰扼要的假说组成,其重点是揭示特定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和内在逻辑。两种形态的理论各有特殊价值,难以相互取代。科学路径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离不开经典路径的思维工具,这有助于破除以单一的实证主义标准来衡量理论合理性的观念。     

创建中国理论 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2004年9月20日至23日,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 究会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研讨会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十几所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洛阳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国际政 治理论的特色、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成果特点、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体 系和方法、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应提出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深入的讨论。     

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

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有三条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路径。一是逻辑路径,即逻辑地拓展现有的研究纲领,主要通过理论批判、方法批判和跨学科批判来实现。它的优点是有助于循序渐进地增进知识的增长、研究效率较高,不足之处在于可能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变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的逻辑游戏,同时研究的边际贡献往往呈递减趋势。二是历史路径,强调在现象世界中发现研究问题,具体的问题来源包括研究者经历的当代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国际关系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通常都是走历史路径的学者做出的,但理论的普遍化较为困难是这一路径主要的缺点。三是逻辑—历史路径,即当发现理论与历史(现实)不符合时,通过修正现有理论或创造新理论来做出更好的解释。这是问题选择最理想的途径,但对研究者的理论和历史素养要求最高。     

关于国际关系学教研的思考——《国际关系学探索文集》前言

1990年春,我办了离休手续,但“离”而未“休”。因感到身体还健康,不工作的生活我不习惯,因此又接受了返聘五年。后又应邀在外系、外校讲授四年直到2001年才完全退下讲台转向科研,想弥补过去黄金年代耽误了的时间。今年,我已跨过75岁的门槛,进入“夕阳红”的晚年。在我的研究生和女儿们的督促下,为响应“老有所为”的号召,我才下决心编印这本文集。一是纪录我在北大近50年的教学生活中走过的途程,总结最后20年教研工作中的心得与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添上几块铺路石。二是向培养我的党和人民汇报,向教育和帮助过我的老领导、老师和亲友同学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谢忱。     

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二）

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在看到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超出通常的思维逻辑,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与实践意蕴——王存刚教授访谈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作为现实的一种折射,国际政治研究也有不少新的课题与新的困惑。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无疑是国际关系最新发展的主要动能之一,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自然也是国际学术共同体里面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从本期起,本刊以专访: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发展为题设置专栏,由编辑部特约记者以访谈方式,邀请相关学者,就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同领域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现状与前景进行归纳、梳理和展望,以便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整体画面和最新动向,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内部沟通并加强与外部的交流。21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如何?后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哪些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其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毅就上述议题专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王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目前正在撰写专著《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

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