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涉藏决议”的出台及其影响

1987年以来,欧洲议会通过了33个关于中国西藏的决议(简称"涉藏决议")。"涉藏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支持达赖集团,关注西藏"人权民主"状况,呼吁欧盟向中国政府施压。欧洲议会右翼党团和绿党党团是推动"涉藏决议"出台的主要力量,其动机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权力和影响,获取选票等实际利益。"以藏反华"是欧洲议会"涉藏决议"的一贯主旨,并在22年中不断强化,该趋势与中欧关系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明有一种独特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这不仅对西方人的西藏观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西方人的西藏观不仅为流亡藏人的“藏独”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也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西化。鉴此，有必要像美国学者赛义德批判和挑战西方的东方学那样，以批判意识和抗争意识分析和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澄清其对西藏的误读，从而廓清迷雾，匡正视听。     

日德:战后那几年

正因为德国在西方和苏联分别占领下反纳粹比较彻底,而在民主化阶段又选择了反战态度坚决的政治家,德国人在反省历史方面才会比日本人出色。     

英国与早期“西藏独立”形象的塑造

当代西方人对西藏的高度关注和热情不仅是政治因素和媒体宣传的结果,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根源,即一种历史上形成的"西藏独立"形象。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为实现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政治目的,在文化和观念上精心制造了这一虚假形象,并通过占霸权地位的文化传播系统在全球加以扩散和传播。"西藏独立"形象强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西藏认知和想象。辨清和破除英国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制造的种种关于西藏的虚假形象和观念是国内学者极为艰巨的一项学术任务。     

德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研究德国(原西德)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评介,这是笔者在德国学习时的一个研究课题。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和在德国学习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者,笔者花费了一定时间,查阅了大量论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德文专著及文献资料,走访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本文概括地介绍了德国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学者及其理论观点和学术著作,并对此进行了一些个人评论。主要观点有些德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历时十年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全民教育,来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在经济和…     

解读吉拉斯现象--评西方学者对吉拉斯及其著述的研究

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吉拉斯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人物异化的典型,吉拉斯提出的“新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异化的标本。因此,西方学者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对吉拉斯及其思想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是,这些文献对于我们反思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对比

西方学者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客观依据、实现机制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化什么、什么化、怎么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西方学者分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列宁主义革命意识或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关于"什么化",西方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语言结构、文化形式、民族精神、历史条件、社会实践相结合;关于"怎么化",西方学者考察了在日常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象上强调"四个分清",在客观依据上认同"三位一体",在实现机制研究中侧重"五大环节"。中西方学者相比,既有异曲同工之妙,亦有截然迥异之处。     

西方学者眼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独特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有效实现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就理论视角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解读从发展视角转向了治理视角。就观察对象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开放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成为了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就发展前景而言,在普遍抱有的"民主化"预期之上,更多西方学者开始预测中国政治将稳步保持现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预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中深化和拓展着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发展的认识。他们还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在现实的方案选择和理论的完善发展方面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研究

由于"普世价值"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一些人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倡导所谓"客观化".但是对于社会影响深远而广泛、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研究的出发点、立足点问题,其次还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思潮的流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最后落脚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     

日本再认识

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德国人可以将纳粹历史解释为一段歧途,认罪并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日本文化却没有提供这样的回旋空间,日本人只承认失败,不会承认错误。一个像欧洲一样联合起来的亚洲,一个以共同货币、自由贸易区和某种超国家的治理机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亚洲联盟,是很多有识之士的梦想。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过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但这一意见随着短命的鸠山内阁的结束而搁浅。然而,在研究亚洲问题的知识分子群体     

近十年来西方绿党政治研究述评

近10年来欧美学者对绿党及其政治的关注,集中于部分绿党参与全国性政府之后所导致的选民基础变化、组织结构变革、意识形态革新及战略选择调整等议题。就国别性绿党个案研究而言,西欧主要绿党依旧是学者关注的重心,比如德国、比利时等国绿党,而学界对中东欧绿党(特别是2005年以后进入政府或议会的绿党)的研究也有所增强。当然,绿党及其政治的研究还有一些需要强化的议题和方面,比如欧美绿党的跨国宏观比较分析、欧洲绿党新时期全国性执政的比较分析、欧美绿党的政治重塑及其政治影响研究、欧洲绿党的欧洲化研究等。     

中国在非洲话语的构建与传播

<正>最近几年,西方一些媒体不断地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对非洲的帮助歪曲为"新殖民主义",使中国对非洲的正常投资、援助等受到负面舆论干扰。本文拟分析当前非洲的涉华话语现状及中国话语在非洲缺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目前在非涉华话语权由西方主导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     

借冷战重生,重回世界舞台 德国联邦国防军50年

今年11月12日是联邦德国国防军成立50周年的日子,东西方的对峙使国防军得以在战后重生,两德统一后的德军已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我们不会忘记纳粹国防军的罪恶,新德国国防军的历史与未来同样值得关注!     

认同政治的挑战——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和区域整合中的困境

中东欧是由来自原东欧、苏联和西欧等三个次区域的17个国家构成。中国学界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主要是服务于中国与它们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认同政治是观察中东欧的一个重要视角,对中国来说,也是制订发展同这个新出现的区域各方面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东欧的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对外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外在的文明冲突、大国争霸、国际体系约束和内在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历史恩怨。正因如此,中东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认同政治的背离与缺失,在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地区整合上面仍然面临各种的挑战。许多影响中东欧国家政治认同和区域整合的因素依旧在起作用。无论怎样界定中东欧,都需要综合地关注它的认同政治及其影响因素,避免误读,有效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     

"后默克尔时代"的德美关系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德美关系迅速回暖,逐步回归盟友"常态",成为跨大西洋合作重启的重要标志.德美关系的新变化反映出当前形势下两国对外战略的新考量,折射出德国国内政治演变的新态势.2021年9月,德国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正式开启"后默克尔时代",并由此翻开德国和欧洲政治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德美两国拉响了"后默克尔时代"关系调整变化的前奏,亦将对未来欧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对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再思考——以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互动为视角

近年来,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问题备受关注,其中包含"传统社会纽带"宗教认同与"现代国家基石"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穆斯林移民要融入德国,意味着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认同体系要能够为德国的"政治-法律"系统所接纳,同时还需要与德国的社会各界实现良性的互动,在"文化-心理"意义上建立起归属感。围绕行为角色的"主体与客体"、行为态度的"积极与消极",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社会融入有四种情形:"完全意愿合力式融入""主体半意愿主动式融入""客体半意愿推动式融入"和"意愿隔离式融入"。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穆斯林移民与德方遵循着两种不同的行动逻辑,前者表现出宗教世俗化的趋向性特征,后者的社会接纳行为更多是对"自我-他者""外部性内化-内部性外化"的互动实践及其实践经验的依靠。     

“新左翼”的缘起和“文化转向”

通过回溯和分析历史背景、事件和代表性人物,本文对英国"新左翼"的缘起以及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在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展开论述。二战之后,"富足社会"的出现、笼罩着全世界的"冷战"阴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一些"失误",使得西方社会主义事业陷入空前低谷。然而,一批坚守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并未退却,而是不断地寻找资源,希望能够为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找到突破口,他们在共同理想的吸引下聚到一起,从而成就了英国的"新左翼"。虽然思想迥异,但他们普遍意识到,在既往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文化的维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在社会主义事业这一"长期的革命"中,"文化"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他们不断著书立说、创办杂志并投身于现实的政治运动之中,从而成为西方世界思想图景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两个德国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一今年9月7日至11日,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自两个德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引起了国际范围有关方面的极大关注。这次访问,不仅在两个德国关系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突破",而且也是东西方关系中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从访问结果来看,尽管昂纳克说"双方政治思想不同",①科尔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未变",②     

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与秦亚青教授商榷

正秦亚青教授在其发表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一文中,将他关于国际关系的新观点命名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可看作是秦教授常年研究成果的最新的正式表述。(1)关系理论可简述如下:目前,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了"关系"的重要性,需要"借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一些社会性因素为主的分析构架,吸收社会学关于社会型关系的论述",采用"关系性"(relationality)这个"中国元素"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设计一种"过程建构主义"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