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中的公民参与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关于公民参与的规定并不完善。本文指出要推进行政问责制建设,就必须要加强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确保公民参与行政问责途径畅通,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保证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行政问责制的困境

本文指出当前我国的问责制度化水平还比较低,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

随着近几年我国发生了多次的公共事件,数十位政府官员被问责,一方面显示了我国政府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视,也表现了我国建立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决心。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不仅能促进我过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还能促进公务员队伍、政府建设的发展,因此行政问责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所存在的几点问题,并就完善行政问责制提出了相关设想。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探析

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政府以"问责"的方式处理多位失职高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表明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本文着重对问责制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历程及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对其制度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构建常态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近几年发展较快。但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未形成。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国要借行政问责风暴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制走向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从信息公开的角度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建立在信息公开之上,信息公开是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础,信息公开和行政问责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良好的官民交流系统。信息不公开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国政府不单单要信息公开,而且要利用信息公开去完善行政问责制。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改善政府管理、建设法治政府的一种有效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近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一些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事项范围、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强化异体问责主体,明确行政问责对象,拓宽行政问责事项范围,健全行政问责程序规则,严格采用准确、恰当的责任追究与承担方式,以期推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     

行政法上的义务责任体系及其阐释

我国行政法的义务责任在体系上存在诸多缺失。必须确立统一协调的义务责任体系。行政法上的义务体系主要由法定义务、意定义务和承诺义务构成。与义务相对应,行政法上的责任体系包括法定责任、契约责任和违诺责任。这些责任与义务层层相因,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约束体系和权利保障体系。     

完善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研究

检验检疫是一种重要的涉外行政执法活动,完善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责任制势在必行。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责任制以现代管理学的科学系统理论为指导,以"以人为本"的行政执法理念,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基本方式,是质量管理、绩效管理、能级管理"三位一体"综合行政管理体系。它要求完善执法依据的梳理工作、执法权责的规范工作、执法责任的落实工作、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并建立执法责任制信息化平台。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和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须的品格及活力的源泉。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本文在阐述行政问责制理论基石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希望以此能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所帮助。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风险导向,现代产业网络核心的企业,已经越来越难以离开与利益相关方涉及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不同要素层面的交互和嵌入。更多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成为现代企业融入产业网络的标签,而且越来越借助制度的约束力,以保证切实践行。本研究在完成专门指向"制度性要素"的国内外文献和经验整理的基础上,归纳CSR责任制度化的世界理论共识和中国难题,藉此分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的现状、问题和矛盾,在此基础上,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上海地区近200家产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为调研样本,甄别和发现责任制度化的关键议题和优先顺位,进而提出当下中国企业责任制度化的多元路径实现方案。     

行政主体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的数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权利保护体系的周密设计、责任主体二元身份的应“域”转换以及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质”的差异共同造成了行政法律责任追究领域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这一独特、鲜见的现象。而数理映射原理的巧妙引入则有助于我们解决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的问题,并进而归纳其一般处理规则。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行政复议制度的整体观与整体设计

作为方法论,整体观要求行政复议的完善应置于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之下,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需求。当前,一方面应借助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契机,从整体观角度讨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制度的各自定位及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在"行政化"和"司法化"之争难以为行政复议发展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撑的情形下,应分析各种价值在行政复议中的作用,整体性思考公正性与专业性、统一性与分散性等价值取向和平衡。通过强调行政复议组织的专业化建设,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所具有的快速、便捷、审查全面等优势,切实提升行政复议质量。     

论行政裁判中的请求权方法

我国当下行政裁判实践中,主要存在“行政行为分析方法”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民法上成熟而严谨的“请求权方法”可以引入行政裁判,通过行政法上“公法权利之甄别”、“请求权基础之检索”和“公法限制之审查”等步骤予以适用。当下的行政裁判上请求权分析方法还存在“规范缺失”、“视野偏狭”等问题,需要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分析方法相对接,并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考量因素,使其充实并完善。     

“限期断狱”的中国命运:清代以来审限制度的变革与重述

审限是我国司法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本土化制度。近年来,理论界对审限制度何去何从展开讨论,其历史演变成为重要依据。回溯历史,尤其是清代至今,审限制度受到了古今中西不同法律理念的冲击,历经规则变化:从清代律例中对审限制度进行详尽规定,到民国时期诉讼法典中废除审限而实践中沿用,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立法重新确立审限制度。究其原因,在于审限制度来源自中国传统司法经验,与近现代中国提高诉讼效率的社会诉求相符合,可以保证案件进程;同时审限又是约束司法人员的重要制度--用行政责任来限制司法人员的司法权力,这也是传统中国"治吏"思想在近现代的延续。因此,审限作为一种与中国实际紧密贴合的司法制度,并非是造成今日学术界所争论的积案原因,反而是提升诉讼效率的良方。当下讨论审限制度发展,更需正视其对本土法律资源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背后"治吏"思想影响,结合法官责任制改革,从行政责任到司法责任,重新建构新时期的审限制度。     

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实现不能及其成因分析

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实现不能,是指因多种因素的制约或影响,行政责任追究主体对已经客观存在的、应依法追究行政责任的环境监管违法行为,不追究或者不能追究行政责任的情形 它是当今中国环境行政责任实现方面所存在的最为突出、危害性最大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环境监管实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导致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实现不能的原因复杂而多元,其中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制度严重缺失、环境监管及其行政责任实现的体制障碍、传统发展观与政绩观的阻却、以“官本位”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行政伦理失范的影响等是最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