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民意的概念、特征与形态分析

在一个言必称民意的时代,民意作为一个概念却是极其模糊的。事实上,它经常被各取所需地使用。我们应该立足当下社会环境,充分体察民意本身的全部复杂性与难以参透性,深刻了解当下中国民意的"混沌—迷惑"性、"多元—层次"性、"外强—内脆"性、"撕裂—对抗"性等时代特征,进而建立起对当下中国社会丰富多样的民意形态的理解,在显性民意与隐性民意、强势民意与弱势民意、正义民意与非正义民意、主流民意与非主流民意的对立统一中,抓住当下中国民意的根本精神。     

互联网时代的“民意病毒”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互联网颠覆性地开创了一个时代。互联网民意在敏感案件中异化为"民意病毒",其干预司法的现象日益突出。针对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司法机关若想引导民意,克服"民意病毒"的蔓延,就要设立网络交互机制,发挥自由裁量权并重视群众朴素的正义感,加快推进法官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指引公民建立法律信仰,树立司法公信力。     

司法与民意关系的现实困境及法理破解

经由一系列全民高度关切的个案而引发的法院审判与民意诉求之间的角逐和较量,成为转型时期司法所必须直面的难题。其核心的法理学问题在于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如何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与大众的法律表达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专业论者主张民意并不能代替法官在案件中的专业主义判断,民意论者主张司法判决应该吸纳民众的见解;回应论者主张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回应一定时期内的民意。基于司法在宪法体制中的功能设计和当今中国民意表达的现实问题,中国应该以"回应型"司法哲学处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这将会促成司法之殇与民意之难现实困境的法理破解。     

司法公信力的形塑：民意弥合与裁判说理

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在于公众自发地信服与认可司法过程和结果。过度放大司法公开、公众参与的作用容易逾越法治的形式,在实质上以情理代替法理。司法走向专业化、精英化、职业化是提升司法质量与效率的必然,过分强调"融情于法"存在异化为"迎合民意"的危险,会加剧司法公信力的式微。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指导性案例制度分别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起到倒逼和激励作用,但可能加剧防卫型司法现象。舆论狂欢的反面往往是以法官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集体性失语。司法公信力的形塑应当从对民意的迎合走向对民意的弥合,在个案中由法官通过裁判文书的法律说理与逻辑推演,使正义被看见。     

涉警民意表达的媒介化趋向探析

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飞速发展,应对涉警舆情成为公安工作的一个全新挑战。表面上看,涉警舆情负面新闻较多,给公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但究其实质,反映的是信息时代民意表达的媒介化趋向。民意表达的媒介化形态源自社会、媒介、公安工作等多方面因素,辩证认识媒介化民意表达的作用,开堑通渠积极导入民意,将对民意的整合吸纳、分析研判、积极回应纳入公安工作规范化建设,是从源头引导舆论的治本之策。     

司法如何正确对待民意

近年来，民意、舆论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影响，民意与司法在一些个案中的对立和冲突，使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当今社会转型、矛盾凸显、利益多元、信息传递迅速的新格局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处理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适应社会司法需求，增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内容。     

民意表达的自由及其控制:网上信访与实名制的政治学逻辑

网上信访是当前网络时代拓宽民意诉求与表达渠道的新方式,是民意自由表达权的体现。自由是有限度的,网上信访的民意诉求与表达自由也应该受到控制,实名制就是对这一自由表达的控制,有其现实与法理依据。然而,控制服务于目的,网上信访实名制对民意自由表达的控制不能消释自由表达权,它本身也有一定的限度。鉴于此,在用实名制对网上信访进行控制的同时,应该最低限度地限制公民表达的自由,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抑制实名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表达与互动机制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常态的中国社会,互联网不仅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表达意见的主要"发声地"与"放大地",而且还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与"引爆地",网络草根民意、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介、政府等信源之间的互动、冲突与整合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爆发、平息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考察网络民意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表达机制与互动机制,从而呈现网络民意传播、影响群体性事件之图景,并揭示其背后的风险社会中公民政治沟通意涵。     

加强在网络监督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重视民意是我党执政的一贯作风,在网络大发展的今天,把握网络民意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新课题,为此,党员干部要不断转变管理方式;重视网络监管;重视网络民意引导;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管理网络。     

司法如何正确对待民意

近年来,民意、舆论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影响,民意与司法在一些个案中的对立和冲突,使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当今社会转型、矛盾凸显、利益多元、信息传递迅速的新格局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处理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适应社会司法需求,增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内容。舆论对司法的关注是正常的。从理论上讲,人民群众对司法进行监督具有正当性。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治理要略——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治理,事关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和国家安全体系的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当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呈现出新特征:舆情信息供给稳定,官方发布和移动端成为舆情走势主推力量与渠道;舆情演化模型与事件发展阶段、事物认识过程一致,舆情热点在多元主体之间互动以及网络与现实交互下有所分散;社会整体关注之余凸显“不对称”特征,以往同类事件被再度热议。相应的舆情治理要略包括:官方发布积极引导,正确处置化解危机;媒体报道保量增质,新媒体运用加强规制;秉持协同治理理念,掌握重点处置策略。     

我国各级政府有效掌控网络舆情及妥处机制研究

在以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影响日益扩展的态势下,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则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在当下,我国各级政府在掌控和处置网络舆情实践中凸显的理念、行动、组织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必须从信息汇集机制、研判机制、报送机制、反馈机制、危机处理机制以及网络舆情工作保障机制等方面来构建网络舆情掌控及妥处机制。     

新媒体视野下校园网络舆情问题破解及引导

高校校园网络舆情已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它在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冲击。针对校园网络舆情具有的隐匿性与张扬性、集聚性与即时性、丰富性与多元性特点,研究从观念认识和手段方式两方面对新媒体视野下校园网络舆情问题的破解提出了管理对策,对有效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校网络舆情的监督和引导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络舆论审判”中的符号暴力及其风险治理北大核心SSCI

“网络舆论审判”作为国家机器缺场下的网络互动行为,在法理、司法程序、舆论传播等研究方向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该现象身后潜藏的社会性生产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究。符号暴力的“动力/工具机制”用来剖析“网络舆论审判”体现了很好的恰适性: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维序社会结构稳定、编织社会成员行动逻辑的同时,同样可能在网络议题中以符号暴力的形式,指导民众在自我规训下投入“网络舆论审判”的建构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凭托于网络社会之扁平化、脱域性等空间特性,“网络舆论审判”可能在信息技术的符号化实践中流变为僭越法理、消解权威的失范行为展演。针对“网络舆论审判”于政治制度、空间秩序以及社会心态等领域所展现的风险特征,亟须将其纳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规范引导与文化矫正干预。     

基于智能终端的网络社交媒体对公安队伍建设与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智能终端的网络社交媒体具有传播的广泛性和即时性、传播主体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传播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等特点。公安机关在基于智能终端的网络社交媒体传播中的表现形态丰富,呈现出以微博为载体的"平安"系列政务微博、以抖音为载体的系列政务视频、以企业微信为载体的系列政务微信、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的系列政务微信和民警个人微信,体现了发布内容的权威性与时效性、发布形式的多样化与生动性、发布场景的生活化与日常化、信息接受对象的明确性与广泛性等特点。基于智能终端的网络社交媒体运用对公安队伍建设与管理的启发主要体现为:提高科学站位,明确互联网思维在公安队伍建设中的定位;加大公安机关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力度,丰富公安工作宣传的类型与内容;加强涉警舆情的处置,提高防范风险意识;充分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开展公安队伍内部建设等。     

Guiding Public Opinion through Social Agenda-Setting: China's media policy since the 1990s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yulun daoxiang) became the buzzword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media policy from the 1990s. I illustrate this idea through borrowing the concept of agenda-setting from media studies. Partly, its introduction was a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the propaganda model in the mid-1980s. Recognizing its declining ability to control what people think, the party state shifted its focus from political ideology to social agenda.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s indirect, flexible and subtle in nature. It allows the state-controlled media to address people's daily concerns. Also, it realizes that responsiveness to public opinion is the key to guiding that opinion effectively. The media need to guide public opinion ‘correctly’, so as to promote political unity, social stability, and boost morale. An argument is advanced that the party state seeks to accomplish attention management through agenda-setting.     

谈突发事件中公安机关对网络舆情的控制

当前,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给政府的社会控制提供新手段的同时,网络舆论也给现有的社会管理和信息控制模式带来了挑战。在各种突发事件爆发时,如何对网络舆情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已经成为公安机关亟待解决的一个崭新课题。文章分析了网络舆情容易失控的原因,并结合公安工作和网络媒体的特点,针对公安机关在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控制提出了相应的方法和策略。     

论新媒体时代下法院的机遇与挑战

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相比过去传统媒体对法院舆论监督的时代,新媒体时代对法院的舆论监督形式多样,技术更高,监督更加直接,其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面对新媒体时代,很多法院尚不适应,在新的信息时代条件下如何应对舆论监督是法院当前与今后相当时期的重要课题。     

论有影响案件的舆情引导

做好有广泛影响的刑事案件在舆情方面的引导工作是公安刑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有着深远的战略性意义。目前,由于此类案件的复杂性以及公安机关新闻报道机制与社会媒体发展、群众需求不相适应所产生的矛盾引发了诸多问题,而通过夯实新理念、完善机制、健全法制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寻租的影响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应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这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本质属性。但寻租现象的存在往往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利益集团和一些自利的公职人员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谋求其特殊利益 ,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文主要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制度非均衡状态下寻租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共生关系 ,指出“租”本质上内含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之中 ,寻租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又将导致新的制度非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