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善治”——兼评周安平对俞可平笔下“善治”概念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善治"的前提是"治理","治理"是为了克服官僚制效率低下这一弊端而被西方理论家所提倡以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做法,意在通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等众多行为主体的参与来提升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善治"与"治理"都强调效率,但"善治"在"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众参与的维度,其两大基本特征是效率与参与。"善治"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自动实现,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主体保障下才能实现,而这一点及"善治"中的效率和参与是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重思马克思的“公民”和“公民权”概念

马克思的公民理论有独特的逻辑进路,对于思考今天公民问题的实质以及公民权的未来发展有重要启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造成了现代人的人格分裂,人在政治国家中是社会存在物、公民、公人或法人,但在市民社会中,人则是利己存在物,作为个体、作为私人而存在。仅仅在政治国家层面赋予个人以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是不够的,现代人只有从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统治中走出来,摆脱私人、利己之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公民的基础和素质,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实实在在的公民;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主人,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切切实实拥有公民权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的出现,公民权的切实呈现,是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相一致的进程。     

对我国“法律语言”概念的反思

法律语言概念的定义,在我国多种多样。每一种定义虽然都有其闪光点,但也都有内在的缺陷。多样化虽然促进了我国法律语言研究在许多方面展开,但影响甚至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尽管科学地重新定义法律语言的概念并不容易,但解决因法律语言多种概念而遗留的问题则更难。     

“产品责任”概念反思

在研究＂产品责任＂制度时,应厘清＂产品＂和＂产品责任＂之概念和内涵。纵观国际上该项制度和我国对此规制的缺陷,应对其内容合理拓展,但＂产品＂一词或大或小,在涵盖该制度内容时已经陷入了两难困境,只有采用＂商品＂一词才恰如其分。同样,＂产品责任＂的理论根据并没证明自己,反而证伪了自身,只有＂经营者侵权责任＂才能证明该项制度的内涵。因此,应用＂商品＂和＂经营者侵权责任＂分别替代＂产品＂和＂产品责任＂。     

一个需要反思的概念——对“男女平等”的再认识

用“男女都一样”来注解“男女平等”,从理论和实践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抹杀了性别差异、生理差异,最终导致了无性别文化现象;二是否定了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在改革开放,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男女平等”这一概念。     

怜悯的爱——兼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误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常被人称为“残酷的天才”乃至“恶毒的天才”。本文希望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分析,尤其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孩子的态度,能使人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本质的一面,即他在对人阴深复杂的一面不容情面描述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温柔的天才”、一个“极具怜爱之心的天才”,而“恶毒”则与他无缘。阅读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需要一种对痛苦的承受和同情能力,这就是一种怜悯的爱的能力。     

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兼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念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是新唯物主义物质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它为马克思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惟一的合法性基础.晚年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念虽然已经在总体上接近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但其中依旧还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残余.     

重评李渔“帮闲”说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的评价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反思鲁迅先生之视李渔为“帮闲”此李渔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命题,试图对李渔其人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本文认为,李渔与那些以帮闲为职业的人并不相同,他的思想、个性等等其实有着诸多很不“帮闲”的地方;“帮闲”主要是李渔人生后期的社会形象.李渔之沦落为帮闲,主要归因于他竭力崇尚享乐、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及由此形成的人格上的“无特操”.     

重思“从身份到契约”命题

梅因以印欧民族的史料尤其是罗马法资料为基础,提出了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命题。他未分析市民身份,这与其研究重点是家庭的解体有关。他未仔细分析这一运动的成因,因其注重的是对现象的描述,且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并不认同的自然法学说推动的。他未分析法、德的情形,但它们的历史也表明从身份到契约的命题是成立的。二十世纪之后出现的国家对合同内容进行干预等现象并未使梅因的观点丧失重要意义,而是在合同自由之外突出了合同正义。     

关于“侦查技术”概念的理论反思

目前,人们对“侦查技术”概念的使用,认识上仍有偏差,存在模糊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以及割裂“侦查技术”研究视域的危险。消除偏差,用正确的“技术视角”研究“侦查”,不但可引导人们用技术的眼光来看待“侦查”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伦理和法治等问题,还能将人们对技术的热情与理性态度引入“侦查”研究之中。     

对行政行为概念的反思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行为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通用的观点是行政行为是公法行为、法律行为,不包括私法行为、准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这种行政行为不符合"词的通常用法",导致某些公权力行为地位不明,与我国的现行司法实践相悖,与WTO规则相冲突,有悖于行政法治,有必要对我国的行政行为概念进行反思.根据世界行政法学的发展和我国的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的行政行为应该是行政权的运用与不运用的所有行为,其中对行政权要从命令到服务、从事实到意思、到效果等多方位进行理解.     

对当前“刁民”现象的反思——兼论依法行政和改善执法管理

当前，基层执法民警中存在着一种所谓“刁民”的说法。而如何正确分析和看待所谓“刁民”现象，从而确立执法为民的观念以及塑造执法者和服务者的双重形象，对进一步改善公安机关执法工作和树立民警新形象至关重要。     

论敌意收购的概念及方式——兼评我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敌意收购是一个学理概念,以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为基础.上市公司收购依目标公司管理层与收购者的合作态度可分为友好收购与敌意收购.敌意收购必须采用要约收购或杠杆收购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并不必然属于敌意收购,而征求委托书不是敌意收购的方式.     

试论“信息”的法理含义——兼谈法律概念界定方法

信息虽区别于信息载体,但其本质无法通过进一步抽象得以明晰,具体到法学上,也只能用众多描述性句子来表示其意义。信息的法理含义可以被描述为:为法律主体所创设、支配和感知,能满足法律主体生产和生活需要,分散或者集中存在于人脑、文本、图像、声音、计算机程序等载体之中,能反映法律主体对自身及自身之外的认识。     

对“非典”的反思

“非典”是一场危害极大的灾难 ,但世界万物总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 ,祸福相倚 ,安危相易。“非典”在给国人带来灾难的同时 ,也转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 ,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产生着巨大的拉动和影响 ;使人们讲文明、革陋习、树新风 ,升华了民族精神 ,促进了科技特别是医药学的发展 ;同时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 ,发展民主政治 ,依法治国的政治优势 ,推进了政治文明建设。全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实践给社会全面进步带来了新的契机。     

论国际私法的性质——兼评“国内法”论者的主要观点

国际私法的性质,即国际私法究应属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问题,历来的争论和分歧均着眼于对国际私法规范本身的分析和研究,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缺陷在于就事论事而看不到相关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本文作者从法理学的宏观角度,先从"国内法"论者观点的方法缺陷入手,进而对国际私法性质的判定标准和国际私法的目的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可靠的逻辑推证,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私法应当是国际法性质的法律部门。     

深化改革的反思之“深水区”概念释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各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社会是动态的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改革是在对社会发展过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对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改革是由社会发展过程决定的,并对社会发展过程发挥客观作用,深化改革则是在社会发展的“深水区”,对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     

是否应当回归“马锡五”——兼评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原因。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性和司法改革的要求,马锡五审判方式已不再具有现实的适用可能,然而其内在价值却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这个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大众化之争。当前司法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司法职业化所造成,司法改革依然应当坚持职业化的方向。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再辨析——兼评王成稼的解读

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相统一,讲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是从社会整体即共同体着眼;讲个人所有制,则是从组成为共同体的每个劳动者个人着眼。每个劳动者都是所有者集体中的一分子,都是与公有制利益相关的主人翁。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共同利益不能实现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就不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有制。如果国家所有制名为全民所有制,但与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无关,国有经济的发展不能惠及广大劳动者个人,就徒有全民所有其名。     

我国技术侦查正当程序的反思与重构——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

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和国家安全状况以及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然而,我国的技术侦查法律规范在程序正当性上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完善,以实现技术侦查措施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