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与简政放权的辩证法

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与重要内容。现阶段政府职能在履行过程中与其他主体关系存在体制不顺等问题，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关于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要求，今后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需要做到“三个放权”和“三个加强”，这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新任务。在理顺一些重要权力关系方面，应向市场放权、向社会移权、向地方分权。在下放和转移权力同时，还要加强三个领域的职能，包括加强市场监管职能、加强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和全面保障发展民生的职能。     

管委会主导型开发区管理模式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管委会主导型开发区管理模式在本质上仍旧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管委会一般作为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存在,其权限与职责通常由地方立法的形式加以界定。然而,从法律风险防范的要求来看,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及理论层面,开发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及权限等仍比较模糊,潜藏着重大的法律风险。进一步提升开发区管理立法的法律位阶,明确对开发区管委会的授权范围,并根据开发区管理的需要而适时拓展,是防范管委会主导型开发区管理模式法律风险的重要措施。     

行政审批清单下政府简政放权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简政放权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政府职能转变的"先旗手"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目前的改革实践来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重要意义。然而,作为权力清单核心的行政审批清单的推行虽然取得了进展,但却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应对存在的问题要做到:依法推进简政放权;政府各部门做到权责明晰且一致;提高被放权主体承接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监督机制。做到对症下药,才能解决"病灶",简政放权才能继续前行。     

简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主要原则

政府经济职能的合理配置和转变,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政府各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和任务分配;同时它又是我国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因为职能是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依据,脱离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单纯地就机构论机构式的改革,就难免出现机构人员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和权力的“下放——上收——再下放——再上收”式的恶性循环.从政府机构设置的角度看,我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占政府部门总数的百分之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扎实推进行政文化建设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推进行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要求,在推进行政观念文化建设上,要努力实现由管理行政理念向服务行政理念的转变,由行使权力理念向履行责任理念的转变,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转变,由夹带追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理念向纯粹追求公共利益理念的转变;在推进行政制度文化建设上,要突出抓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监督机制、责任追究制度、廉洁从政制度;在推进行政行为文化建设上,要进一步厘清职能职责、加强行政文化教育、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关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若干思考

为了更好地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从理论上必须认识到进行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重要性；必须认清中国的政治特色；必须对“权力下放”与“合理分权”进行厘清。在实践中则必须由行政系统内分权向行政系统外分权发展；由行政分权制向法律分权制模式转变；由重放权轻监督向分权与监督相结合转变。     

地方政府“强区放权”改革中事权承接存在的问题与机制优化——以深圳市为例

为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要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圳积极推进"强区放权"行政体制改革,旨在进一步厘清市、区、街道三者的职能定位与事权配置难题。施行"强区放权"改革拥有诸多实践价值,包括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破解权责失衡现象,提升基层干事积极性、增强公共治理效能,同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在深圳"强区放权"改革取得较大成效之际,这项改革在事权承接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市区两级事权衔接不畅、责权不清及个别事权下放承接存在分歧,各区事权承接的编制与人力资源有待加强,事权下放配套服务尚需完善等,一定程度影响了"强区放权"改革的预期效果。今后应继续厘清事权承接清单、保障权责明晰一致,进一步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加强人员业务培训,并研判事权下放效果、完善改革配套措施。     

管理理论对公安派出所警务改革的启示

派出所警务改革的优劣,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公安工作的发展。派出所警务改革的核心是勤务机制的创新,包括:进行警力重组,以整合管理资源;实行警务工作室模式,以下放管理职权;打造基层防控网,以提高管理效能;实现瓶颈突破,以保障管理目标实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四个转变:在勤务时间上由"八时制"向"错时制"转变,在勤务方式上由"处置式"向"前置式"转变,在勤务分工上由"单一型"向"联合型"转变,在勤务保障上由"自给型"向"保障型"转变。     

抵抗性宪政结构与不规制运动

在我国,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权或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要承认行政机关行使委任立法权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必须找出限制委任立法权的措施和方法.从委任立法关系上看,一方面立法机关的授权法在授予行政机关制定什政法规和规章的权力时,缺少严格的限制.由授权法授出的权力本身在授权法上找不到限制,这就难免会出现滥用授权的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制定的许多规范文件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依据.在没有授权法的条件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现象在我国极为普遍.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法律界和法学界高度重视的问题.从     

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回应

公共利益是我国征收集体土地必备的条件。在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中,我国公共利益条款存在法律规定粗疏、概念内涵模糊和认定规则虚无的制度缺失,其根源主要在于理念偏差、权力异化和监督制度残缺三个方面。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而言,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宜采正面列举典型的公益事业类型,反面排除典型的非公益事业类型,并设置兜底条款的折中规范模式;在认定权力的配置上实行分权,由立法机关确定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定内容,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执行认定权力,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争议进行个案判断;对行政机关界定公共利益的权力应实行多元化监督制度体系,其中以行政的外部监督为主,以行政的内部监督为辅,并为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监督方式提供可行的途径。     

平衡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法治解析

深入探讨中国行政由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的平衡模式转变，需要进行法治解析，即从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制度操作三个层面，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宪法和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角度，论证限制政府权力和利用政府权能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问题；从行政权运行的三种模式——控权模式、管理模式、平衡模式入手，比较它们之间的形态和特质。     

“强镇扩权”背景下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基于成都市黄龙溪镇的个案研究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也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最直接执行者,其工作成效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经济强镇存在行政管理体制扩权改革的迫切需求,行政事务放权、财政权限下移、政府管理创新和服务职能转变是扩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实践中,经济强镇扩权改革应坚持加、减、乘、除"四法"工作路径,即坚持做加法,在为民办事上"扩权";坚持做减法,在机构运行上"瘦身";坚持做乘法,在行政效能上"增效";坚持做除法,在体制管理上"清堵"。总结而来,进一步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扩权改革要做好:放权增效,激发活力;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主动服务,转变意识;城乡一体,乡镇领先。     

以整体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经验与作用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逻辑从精简转向整合。地方典型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组织服务、信息技术等多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和整体性治理。从长远看,这一改革内含的社会分权机制和基础性权力增长机制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需要进一步实现四个转变:从碎片化改革向整体性设计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和服务本位转变,从过程导向向效果导向转变,从制度改革向制度与技术的融合创新转变。     

从“7·5”事件后的维稳看我区反恐防范工作机制的转型升级

＂7.5＂事件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实现了社会基本稳定。总结维稳工作,我区反恐防范工作在维稳主体上实现了由一元单挑向多元并立的转变;在维稳手段上实现了由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在维稳基点上实现了由单位向社区的转变;在维稳机制上实现了由被动反应式向积极主动式的转变;在维稳目的上实现了从控制束缚层面向以人为本层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对建立和完善我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作出列举式规定，并在列举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在《行政强制法》的施行过程中，除了在执行层面严格按照该法规定的种类和方式推进外．还需从立法政策的角度对“其他”种类和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确保该法的立法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问题涉及：层级性、规范性和权力保障性；维度多元化与方法多样性；对城管不得扣押小贩经营商品的再考；不得擅闯民宅扣个人财产的困惑；对违法建设的规制与手段保障；行政强制权与行政处罚权的配套完善；提高行政效能与行政强制权的委托；权利救济与权力规范的立法完善；以及对行政强制的正确认识和舆论的正确引导等诸多方面。     

关于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若干思考

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规范现行的职务消费行为,势在必行.深入开展这项改革关键要促成四个转变:思想认识由"短期尝试"向"长期坚持"转变;改革范围由局部向全方位转变;改革运作上实现由"粗放"向"精作"转变;工作推动上实现由主要依靠行政推动向主要依靠体制推动转变.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新论——基于风险治理角度的探讨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是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而形成的方向性、总体性制度设计,是从食品安全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监督管理模型、方式的总称。我国应当考虑构建＂以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推动由单向监管向协同治理转变,实现政府、社会、公民三个主体整体治理;推动由事后处置向预防为主转变,实现源头、过程、结果三个方面整体控制;推动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实现执法、司法、守法三个层次整体加强。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充分履职,又先行试点,积极稳妥地推进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     

乡镇合并背景下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研究——以四川省崇州市D镇为例

近年来,四川省稳步推进乡镇合并战略,在乡镇合并的背景下,也进一步推动了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发展。当前改革重心不断下移,权力逐步下放,但现行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缺乏明显的法制特性,有关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还是在行政领域内提出对策,鲜少从法律层面去思考是否有可行的调整对策。为解决现行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亟待从法律层面提出相应的调整对策,为改革提供经验样本。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