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实证研究——以S省C市为样本

我国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有近三年时间,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启动案件数量少、排除非法证据难、范围界定易混淆三大状况。究其原因,既有非法证据逐渐减少的内在必然性,又有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外在复杂性。为此,可以通过准确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健全非法证据的排除模式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方式等方法,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性运行。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拷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刑讯逼供证据坚决排除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向人权保障的积极迈进。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是能否贯彻立法精神的关键指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若干可行性疑问，在非法证据界定、非法物证考量、毒树之果效力、警察出庭保障、被告人举证、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细化完善，以增强可操作性，防止规则被虚置。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审视

构建科学可行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实现日臻完善的重要措施。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明标准、证明方式等规制,标志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初步建立,也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该规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审视和完善。     

论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

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侦查阶段实际上是获取证据的最佳也是最初阶段,对后续的审查起诉乃至审判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虽然规定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但是排除主体、启动程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救济等核心性要素却付之阙如。检察院审查批捕活动也发生在侦查阶段,亦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加以审查,以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考量与理论基础

证据领域关于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效力与可采性问题,随着世界人权保障潮流的兴起与现代国家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也愈来愈成为刑事司法关注的热点和证据制度的重大命题,这在我国也不例外。最早起源于美国的现代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今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和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一项十分重要的规则和制度。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我国,不论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出于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的违法取证现象,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确定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及理论基础。面对西方国家相对成熟的价值理论,我国应结合自身的社会与司法实际,通过吸收与借鉴,有创新性的提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及理论基础。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

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性的规则之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在各国以及国内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表达和理解。为规范执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应当包含的内涵要素角度出发，对其定义重新界定，可为规范公正执法提供指导。     

审判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审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保证,但在实践中排非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基于对裁判文书的比较分析发现,实践中存在着对该规则适用范围的认识分歧,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排非权利的不当限制,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认知偏差以及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错位等问题。对此,基于以审判为中心司法制度改革的实际要求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现实需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排非规则或规范其适用:一是修正非法证据排除条款的立法设置,二是强化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申请的权利保障,三是合理配置控辩双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四是构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相区分的审查机制。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模式——以“附随型”向“独立型”转变为主线

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审查批捕排除、审查起诉排除和法庭审理排除三种程序模式。由于三者皆依附于实体审查程序而存在,受到实体审理的影响而缺乏独立性,亦被称为"附随型"程序模式。为凸显程序性裁判的独立价值,避免事实审理者受非法证据信息的影响,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初衷,应建立以庭前审查排除为主的"独立型"程序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完善非法证据庭前排除程序的各个环节。     

我国审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个问题探讨

审前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规则,经历了由司法解释进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过程。在应然意义上,这项规则虽然有助于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审判公正、诉讼效率等价值之实现,但在实然层面却面临法律条文粗疏、实践运行不畅之困境,致使规则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践价值。在我国诉讼体制短期内难以发生激变的情况下,可以先从启动程序、排除的实际主体、非法证据的审查方式、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等方面逐步予以完善。     

从检察视角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反思与困境突围——以重庆市A区人民检察院2013至2014年所办案件为调研样本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了非法证据的种类、审查程序以及排除规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进步。但经过对重庆市A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进行实证分析,突显出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面临着以下三个困境:一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密闭性侦查模式阻碍了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二是法律授权不明和工作机制缺乏,导致调查手段处处受制于人,三是双重的职能定位造成监督与配合难于平衡。针对上述困境,建议从重构证据审查方式、完善法律授权和建立配套工作机制、构建新检警关系模式三个方面着手以寻求突围的路径。     

略探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主要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建立的。经过多年审判实践,发现在举证责任制度,被告补证制度、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找到解决之方法可完善我国法治建设。     

关于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思考

要在我国建立切实可行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要先明确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本文从分析非法证据的含义入手,对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立法现状进行了介绍,指出其在排除范围方面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完善建议。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规则,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是在我国,至今仍没有确定比较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平衡实体和程序公正,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仍有一些缺憾和争议,应从操作规程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论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之排除——以A省三级六检察机关为样本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贯彻实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要求"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民检察院在该规则的实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A省三级六检察机关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数据和案例表明,A省检察机关在积极实现审查批捕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及时规范、引导侦查行为,遏制非法取证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宣传推广。     

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正2008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作为战略重点之一。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置之必要及完善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领域对诉讼价值的平衡以及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现阶段,关于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仍不够完善,学术界关于该项规则是否应当建立以及如何适应等观点也大相径庭,因此明确了在我国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意义,并指出现阶段该项规则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从而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艰难中前行——“两高三部”新证据规定的意义与问题

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两部新证据规定大量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理念,如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并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印证证明模式的再思考

在我国庭审仍围绕公诉人卷宗为中心而展开,以及法院内部实行行政审批制度背景下,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秉持追求"客观真实"的思维模式之下,我国仍应当坚持印证证明模式。并在坚持印证证明模式的前提下,实施完善证据准入制度、增强庭审的对抗性、要求法官在裁判书中公开心证过程、进一步完善法官选拔和培训制度此四项措施,以求更合理地运用印证证明模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语境下刑事错案防范探析——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刑事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我国现行的侦查活动存在种种漏洞,不仅影响着其作用的发挥,而且是生成刑事错案的重要根源。针对侦查阶段错案生成的证据学原因,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有必要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语境中对侦查机关的错案防范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