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侦检关系模式理性透视--兼论我国不宜实行"侦检一体化模式"

中国现行侦检关系受制于线型诉讼结构,存在诸多弊端而有待完善。但是,“侦检一体化”模式不符合中国侦检关系模式的设置,不具备实践可行性。对此,应当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并且对于拒绝监督与制约的,予以惩戒。同时增强辩方力量,实现审前程序控辩平衡。     

中国侦检关系模式理性透视——兼论我国不宜实行“侦检一体化模式”

中国现行侦检关系受制于线型诉讼结构，存在诸多弊端而有待完善。但是，“侦检一体化”模式不符合中国侦检关系模式的设置，不具各实践可行性。对此，应当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并且对于拒绝监督与制约的，予以惩戒。同时增强辩方力量，实现审前程序控辩平衡。     

试论侦检关系立法改革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要求检察官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从而更有效地行使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改革和完善侦检关系.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警检关系

我国公安机关的侦查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是刑事诉讼中前后衔接的两道工序,它们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诉讼效率和质量。现行警检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导致诉讼秩序混乱、诉讼效率低,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模式,确立警检职能一体化关系,减少控诉职能主体的内部摩擦,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论农村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经历了“德政一体化”、“法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完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模式”应运而生。作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范式 ,“多元化模式”倡导的解决纠纷的精神在于 :作为法律救济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 ;在不断最大化追求诉讼的公正、秩序、效率价值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健全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 ;在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冲突中 ,寻求统一、平衡的价值体系。     

对“检警一体化”模式的本土化反思

在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侦查关系上，我国学界大部分观点主张应效仿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实行“检警一体化”，但也有少数派观点否定“检警一体化”。对此，要利用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建构“中国法律理性图景”这一分析工具，对“检警一体化”进行本土化的反思。     

公益诉讼的属性及立法完善

公共利益的主体不特定性决定了诉讼对于公益保护的局限。现代法治体系中的公益诉讼是作为行政管制的司法补充出现的,是以“补充管制”为目的和内容的“执法诉讼”,其基本规则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制度内容应与管制法协调呼应。我国公益诉讼法律规定不足,与管制法缺乏衔接,具有照搬传统的“私诉化”倾向,需要法律层面的专门立法加以补充完善。相关立法在内容上应 加强与管制法的内在关联,协调与管制执法的顺位关系,理顺检察机关诉讼与社会组织诉讼、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强化公众参与,进行类型化构建。在模式上应构建“综合法+单行法”体系,遵循先具体、后一般的立法顺序。     

从侦查模式谈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模式的选择 ,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侦查程序中各种具体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确定。就英美法系而言 ,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观支持下的弹劾式侦查模式 ,就大陆法系而言 ,其是职权主义诉讼观所支持的审问式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程序类似于纠问式侦查模式 ,也即选择了两方组合的结果模式。我国侦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是与“重结果 ,轻程序”的程序价值观密切相连的。构建科学侦查模式 ,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几个方面。     

关于执法办案中检察官与律师关系的思考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检察官与律师作为控辩双方的主体承担不同的法律职能。检察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律师为犯罪行为进行罪轻或无罪辩护，二者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因承担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诉讼职能不同很容易形成“对峙攻守”关系。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论道德与法律的异同及其启示

道德和法律之间是一个既有区别和矛盾又共生互动的互补互促的关系,二者在目的、功能、构成要素、物质文化基础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而在起源、属性、表现形式、样态、规范结构、本位属性、确定性、演变和发展、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运作程序以及成本耗费等方面又体现自我的个性。因此,一方面,我们在运用道德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应当明确二者的区别并界分各自的适用范围,让二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二者的共性和彼此共生互补互促的联系,取长补短,使他们的整体功能实现最大化的发挥。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擒拿格斗与遇抗控制的比较及教育对策

我国警察使用的擒拿格斗技术与美国警察使用的遇抗控制技术在技战术特点、医学的认受性、法律的认受性、公众的认受性、科研取向上有很多差异。我国公安院校可从这些差异中寻找擒拿格斗技术改革的方向和教育训练的对策。     

PKI与XKMS的分析和比较

随着网络商务和网络计算技术的发展,对安全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特别是近两年以XML为基础的W eb Services技术逐渐成熟并部署应用,传统安全解决方案(PKI技术)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安全需要,因此对基于xm l的第二代PKI架构和应用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压力与警察身心健康

在所有压力性职业中，警察工作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指数高居首位。警察职业面临着挑战和压力，警察在压力之下心理健康易出现问题，警察工作压力对警察身心健康的影响很大，压力与生理症状、压力与心理反应症状和压力与行为表现几方面关系密切。